陳家琪老師關于“奧運圣火”的通信

陳家琪老師是我在同濟時的哲學啟蒙老師,不論治學為人還是著述演講,放眼中國的西方哲學領域,都是第一流的。有機會做他的學生,乃是我今生莫大的榮幸。

如下是他和陳宣良老師關于近期熱點問題的通信。兩位都是經歷豐富、思維敏銳的長者,對于很多歷史問題,有發自親身體會的見解。倘若能夠得到他們的允許,我會在這里貼出更多他們對中國的民主政治等問題的通信。

宣良:來信很好,應該讓更多的人想到這個問題。

但問題在於:所謂心理上還無法適應大國地位,說到底,是沒有確信的東西:我們只是一個不平衡的經濟大國(國富民窮),在價值觀上無法與人辯論,所以只有氣急敗壞。

到底能使一個國家坦然起來的是什麼?現在緊迫的真是觀念上的無法掙脫。蘇聯也曾是真正的大國,說跨就垮了,這件事也使我們很緊張。大家心裡其實都明白,也很膽怯,所以就只能如是表現。這裡面有很讓人悲哀而又無奈的東西。歷史上,中國確曾是大國,幾乎可以說是最大的大國,而且有過好幾次。誰能想到會有今天!

……

96年夏我們在法國,也是奧運會,今年8月,真想找個地方躲起來,找個僻靜的地方。

祝好
家琪


家琪:

 這次的西藏問題,或者說奧運問題,似乎已經鬧得太久了。你發來得兩篇東西我看了。有心人已經開始反省了。

 其實,對於政府來說,這是一把雙刃的劍,這種帶有宣泄性質的“鬧事”,最終的矛頭究竟是哪裡,是根本說不清的。未必和“愛國”那麼密不可分。實在是需要小心地應對,而不能那樣盲從的。

 從另一個方面說,這次的人心激動,說明了一個心理事實,就是中國人還沒有適應自己的“大國”地位,就是說,中國現在其實已經是大國了,但是,的確是剛剛成為大國,大約10年前,我們還不敢這麼說,但是,現在的確已經可以這麼說了。然而,從心理上說,從心態上說,中國人還沒有適應這樣一種大國地位。

 美國的奧林匹克主席說,大國舉辦奧運,就會有人要鬧事,要抵制或者其他方式的搗亂。例如80年蘇聯辦奧運時,美國就抵制(廷龍注:中國也抵制了),德國什麼的也參加了。後來美國辦奧運,蘇聯也如法炮制。大國之間的爭鬥不去說他,問題時總有大量的“群眾”在起哄的。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大國太大,在世界上到處欺負人,而人們又無奈其何。只能鬧點事讓他丟點面子。

 而從大國的國民自身看,對這種抵制之類的行為,卻總是“平常心”的。我們絕對不會看到美國人何蘇聯人在有人抵制或者要求其中的什麼地方獨立的時候顯得那麼激動,甚至是氣急敗壞。

 為什麼?既然是大國,就有大國的責任。做什麼事,是難免有人反對的。如果動不動就激動起來,那就什麼也不用做,什麼也做不成了。

 美國打伊拉克,也有許多國家何“國際群眾”的反對,你看美國的民眾怎麼反映?當然也是愛國主義大勃發的,但是,那只表現在支持政府上,而不會針對反戰的人。而且,在美國自己那裡也有反戰的。

也許可以說,他們已經“習慣”了自己的國家做什麼事情總是有人反對的。但是,大國就是大國。聽喇喇咕叫還不種地了?該干什麼還干什麼,該欺負誰就欺負誰,你能把我怎麼樣?

中國人100多年來就盼著重新變成大國,現在終於變成大國了,心理上卻變得沒准備了。什麼事情都要別人說好,什麼事情都要別人支持才放心,否則就歇斯底裡大發作,實在沒有大國的氣度。

現在,要辦奧運,有“國際群眾”反對了,說明中國是大國了,中國人150年的夢想成真了。我們就應該帶著一種自信的微笑看著這些人鬧事,真可以心裡暗暗地“爽”一把了,反而這麼激動,顯得那麼小氣,那麼小家子氣,沒有大國的氣度、大國的風範、大國的作派,而盡顯一種弱國心理,顯得那麼猥瑣。

真是悲哀。

所謂高處不勝寒,作為一個大國,是只能自省的。別人的批評雖然總是有的,作為一個大國,就更多,但是,這種批評卻當不得真了,因為往往真的也不過就是感情的宣泄了。

反過來說,要是現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和中國人一樣為辦奧運這件事歡欣鼓舞,你不覺得是一件過於荒謬的事情嗎?

不說了。

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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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中国留学生:与达赖喇嘛单独会谈记

Thank Derek for the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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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与达赖喇嘛单独会谈记

我国政府把达赖喇嘛当成寻求分裂的国家的敌人,大多数汉人也对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和支持奥运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而达赖喇嘛却得到了大部分西方国家的赞誉和认同。到底是整个西方世界被达赖喇嘛蒙蔽了,还是我们因为信息被扭曲而构筑了盲目的仇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作为一个支持奥运会和反对藏独的爱国学生,更作为立志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分子,我都不希望看到汉藏两族的同胞们仅仅因为缺乏必要的沟通而相敌视。带着一些疑问和建议,我于4月24日中午在科盖特大学的一所私人住宅内见到了达赖喇嘛。

其实在三月下旬,在网路上悲伤地目睹了拉萨的混乱后,我和几位朋友即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大楼组织了一场关于西藏问题的研讨会,不仅邀请了达赖喇嘛驻美代表、藏青会美东负责人等西藏人士,也有哥大的西藏研究教授,还有代表中国政府观点的分析评论家等人,因为我们相信若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让不同身份、背景和视角的人士进行平等和冷静的思想交流,是化解有可能存在的矛盾和误会的最佳方法。在这场持续了3个小时、将近有180人到场的会上当然也有几位我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在那时他们就希望看到达赖喇嘛能够明确地表达对奥运会、对独立或自治以及对藏青会等问题的态度。

所以在4月22日,我和一位朋友驾着没有导航系统的车,曲折地在高速公路系统上摸索着。但幸运的是我们按时赶到了科盖特大学,在那里达赖喇嘛正在举行一个关于"幸福人生"的演讲。据说一共只有三千人的科盖特大学,在演讲大厅里挤满了将近五千人。坐在两块硕大屏幕之间的舞台上,虽然有时夹杂着可以理解的语法错误,他活泼而充满诚挚的谈吐显示出过人的敏锐和反应能力。在长达两小时的谈话和问答过程中,幸福、宽容、理解、怜悯和同情一直是他的主题。在五千人带着满足和愉快的表情慢慢走出会场时,我看见场外大约二十多名中国同胞们正激情地喊着"我们是一个家庭,不要拆散它!"可惜因为感冒,嗓子干燥嘶哑而让我无法和同胞们有着更多交流。但我想在见到达赖喇嘛本人时,我一定会问他我们所关心的一些尖锐问题的。

24日早上9点,在科盖特客栈,一个拥有着古典装饰的美丽旅店里,达赖喇嘛在会见了科盖特大学的佛教学生后举行了一场中文记者信息发布会。走进小会议厅时,他热情地和每一个记者握手,包括新华社在内有大约上十家媒体出席了会议。有位女记者误将哈达戴在了达赖喇嘛的头上——按照习俗,晚辈在敬献哈达时是应该放在长辈手中的。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招待会上,他阐述着非暴力的理念,全面支持汉藏大团结,支持维护社会稳定,也不争取独立,支持奥运会并希望到北京观看奥运会。

终于在中午12点时,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走近了一座乡村别墅,在20米开外的入口处,装扮酷似007的几个便衣警员非常友好地给我们进行了安全检查,当他们问我在哪儿读书时,我也"毫不客气"地反问他们在哪儿工作——原来并不是传说中的CIA特工,而是隶属于国务院的。在门口,达赖喇嘛和一位同样穿着藏袍的高僧以及代表处的工作人员亲自迎接我们的到来。按照藏人的礼节,我与他握手、向他敬献哈达后,他用中文说着"欢迎"邀请我坐下来。我提到当前全球围绕西藏问题各方情绪高涨的根源也许在于信息的局限以及缺乏和汉藏人民尤其是青年之间将心比心的交流,并希望能听听他的意见。

达赖喇嘛觉得,在这些事件中,双方都过于情绪化,并从历史角度解释了藏人的不满情绪的成因:在元朝以前,西藏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并不属于中原政权。自元朝以来,从西藏人的视角来看,和中原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的从属关系,更像牧师和贵族那样作为精神导师;而且在1949年以前,藏人是不用(向中央政府)缴税的。后来,西藏名义上在中国政府的管辖时,在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年代,其他省份的中国人有时候会来西藏搜刮一些钱财,甚至产生冲突,会烧毁一些寺庙。即便如此,西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1949年以后,解放军进入西藏,新政府显然更强大,更有组织,可西藏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和控制。1956年开始了(土地)改革,改革当然是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然而所使用的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手法却很难以让藏人接受。与中国内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剥削关系不同,在西藏,大多数地主和农奴相处基本融洽,就像一家人中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改革开始后,地主被投入监狱,农奴被要求殴打地主,而农奴在这种情况下却常常保持着沉默,甚至哭泣。简而言之,在西藏的改革中所使用的方式和在中国内陆所使用的方式是一样的,而这种粗暴简单的方式并不适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因此西藏人才开始产生怨恨,才有起事的开始——从西藏到56、57年的(原)西康,并在57、58年蔓延到整个藏人居住区域,其间有不计其数的西藏人失去了生命。而中国士兵也估计至少有几千人阵亡。达赖喇嘛感叹道,"我想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幕不堪回首的悲剧。"

在1954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同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去了北京和其他几座城市,并见到了几位领袖。达赖喇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非常虔诚、非常动容,他说:"毛主席亲切地坐下和我缓慢地交谈,尽管不时有点咳嗽。我也有机会去参观了很多地方,包括一些重工业——从幼年开始,我就非常喜爱各种机械,所以我对大工厂都很感兴趣。在地方,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市长和我们一起宴会干杯,畅饮茅台酒,尽管我不能喝酒。我们见到了各级官员还有很多党员,很多都参与过长征。在那时,我也对马克思主义非常有兴趣,所以当我在北京时,我对共产党的官员说我希望加入共产党,他们告诉我’等一下,等一下。’1955年夏天,我从北京离开,在回西藏的途中,我见到了张国华司令员,非常棒的好同志——张国华同志,他正在拉萨去北京的途中。我告诉他,去年在这条从拉萨去北京的途中,我内心充满了疑惑和不安,而现在走着同样一条道路,回到西藏的途中,我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

"在那时,不仅仅我愿意加入共产党,还有几百西藏人那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在30-40年代,我知道有一个西藏共产党人,来自于我的故乡,他的鼻子受过伤,自豪的告诉我们称,这个鼻伤是打日本人时弄的,他参加过中日战争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一员。至于我,虽然不是党员,但几乎就是个候补党员。国民党、清政府总是把我们当成少数族群看待,但这些中国人,这些非常有革命精神的共产党员,和其他中国人不一样,非常献身于构建社会主义、平等和兄弟民族间的团结。所以包括彭措饶杰等人都对自己是共产党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而感到非常自豪。毛主席自己在’17条’(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简称)中,有一条就提及军政委员会,我们虽然很害怕’军’这个字,但我们看到 ‘自治’的框架时都非常高兴。1956年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是他第一次强调统一的自治区,现在我们提到的"所有的西藏藏区"的意思,当时就是陈毅保证的。"

从达赖喇嘛的谈吐和感情流露来看,他是真诚地缅怀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且非常珍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对于一个绝大多数人把达赖喇嘛当作神来敬拜的广大区域,至今没有发生长期、大规模的流血抵抗和冲突,没有达赖喇嘛非暴力的巨大影响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我国政府能够更进一步认识到部分藏人的不满情绪也是事出有因这一实际情况,从而在处理西藏具体事务上多一些灵活性,"那么藏人对汉人的忠诚会自然的到来。"

就在这时,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时间不多了,达赖喇嘛马上要前往机场启程离开美国。我得赶紧进入下一个话题,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那就是寻求创造多元化的渠道加深汉藏民间的沟通和交流,也是真正的民族大团结所必需的。我向他提议创办一个网站并组织汉藏学生公开信互写活动,中英双语,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还可以在美国具有影响力的电视台举办汉藏学生电视辩论。他表示此类想法非常好,这样在危机到来时,大家可以相互讨论了解情况,而不至于相互敌视或仇恨。同时我还提及我的一个电脑工程师朋友志愿拍摄藏人在印度定居点的生活的纪录片,他都非常高兴并要代表处给与充分支持。他还接受建议出国访问每到一处都争取组织和当地最普通的中国学生和移民进行见面座谈,交换想法,消除偏见。

甚至在大藏区的问题上,他也持着非常大的讨论余地。我建议他在有生之年不惜一切代价回归西藏,若出现双达赖的情况,不仅对汉藏两个民族都没有半点好处,而且由于他非暴力的影响力消失,暴力局面的出现是全世界人民都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在处理大藏区的问题上,可以灵活一些,甚至放弃大藏区的主张。他告诉我说,虽然他本人并不反对将讨论局限在目前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可是其它藏区的藏人把所有的信心、支持和希望都投入在他身上,再说就从文化和感情的角度来说,西藏和其它藏区的居民也是无法割离的。在他看来,他所希望的只是藏人居住区的内部事务由藏人自己决定,西藏地方政府由懂得藏语和藏族文化的藏人来担任主要职务,对于文化和语言的保护更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仅此而已。而他自己若回到西藏,不会担任任何职务,将完全进入退休状态,把个人的权威和影响力完全交给当地政府。我想,既然我国政府极具政治智慧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保证了港澳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对西藏的政策是否也可以从中有所借鉴。在达赖喇嘛几十年反复重申绝对不寻求独立的保证下,这种藏人治藏的形式应该有很大的商讨空间。即使有些有争议的细节难以很快定夺,任何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和交流也都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准备了9个问题最终只临时挑选地问了5个:

1. 你寻求独立吗?为什么?

他非常坚定的回答"不!",因为"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经济强大的中国能给我们巨大的帮助,让600万藏人过上美满的物质生活。"

2.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4月8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达赖喇嘛是农奴制的头目代表,农奴制在旧西藏融合了政治和宗教。达赖喇嘛所寻求的’中间道路’目的是恢复他自己的’过去的天堂’,让百万自由的农奴重新回到过去的黑暗的桎梏。"所以我的问题是:你寻求神权农奴制吗?

他笑着说,"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决不会去恢复旧的制度,早在1969年,我就清楚地表示过,甚至’达赖喇嘛’这个角色是否继续存在,都由人民自己来决定。"

3.中国媒体把藏青会描述成一个支持暴力的恐怖组织,并且指责您和藏青会在演双簧来共同分裂中国。您如何解释您和藏青会的关系?

达赖喇嘛回答说:"在最初,我们觉得’(西藏)青年大会’作为一个青年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其他任何社区的青年组织那样,青年人是未来的基础,可是在大约1974年,我们已经肯定,迟早我们会回归中央政府,所以’独立’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种’中间道路’,即不是现在的情况,也更不会是’分裂’或’独立’。可是渐渐地,藏青会变得越来越批判我们不寻求独立和分离的立场,所以从最初开始,当然他们也是藏人,也是佛教徒,也经常会来见我,从最开始我就一直清楚地向他们表示,你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也经常批评他们,认为他们的立场是不现实的。"

4.当您转世以后,而新的达赖喇嘛很年轻时,谁会接替您对非暴力"中间路线"的倡导?另外,您认为中国现在西藏人接受官方的班禅喇嘛吗?

"希望今后的发展还不至于涉及到我的转世这个问题。可两个班禅喇嘛这个问题,我觉得藏人大部分内心对官方的班禅喇嘛并不是非常忠诚,所以对汉藏的共同利益而言,最好能避免类似的争议。"

5.中国对西藏在近50年有很多投资,在你看来,中国和国际社会今后最应该把经济资源用在哪些方面?

"基层的藏族群众应该能够从中获益,这一点至关重要,比如,在地方应该兴建更多的医院、学校和其它经济项目。"

在会面结束后,他拿着奥运T恤衫真诚地说:"我拿着这件衣服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从最开始,我就一直支持奥运盛会应该在这古老的、人口最多的国家举行——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VnDzyA6j2I>

并用藏语挥笔写下:

祝愿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中国辉煌发展,从而为全世界的和平进程做出作卓越的贡献!

达赖喇嘛

2008年4月24日

回学校以后,藏语教授告诉我说,达赖喇嘛的这封信中所用的"中国"一词是来自于汉语拼音的词汇"zhong guo",特指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并没有使用藏文中原有的"中国"(Gyanag),代表传统的不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

这次大约75分钟的会面我感受到了达赖喇嘛的诚挚和热情,他对非暴力的倡导、对奥运会的支持和对不寻求独立的承诺都和他在西方世界的一贯言行是一致的。作为一名80后的普通留学生,至少在我看来,今后西藏的未来不仅仅需要我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共同对话和商谈,消除误解和仇恨并促进真正的汉藏大团结更需要两族人民之间不断的沟通和交流,而这也是我此行的根本目的。

孔灵犀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专业大四学生

2008年4月26日

塵埃落定?

“He has too many make-believe enemies.”
, Cartoon Bank, Cartoonbank, New Yorker Magazine, New Yorker Cartoon, New Yorker Cover, New Yorkistan, New Yorker 2008 Desk Diary, New Yorker Desk Diary, Naked Cartoonist, Bob Mankoff, Robert Mankoff, Roz Chast, Saul Steinberg, Peter Arno, Jack Ziegler, Leo Cullum, Lee Lorenz, Charles Barsotti, Peter Steiner, Mick Stevens, Bruce Eric Kaplan, Charles Addams, Danny Shanahan, Golf Cartoons, Baseball Cartoons, Kids Cartoons, Technology Cartoons, Money Cartoons, Business Cartoons, Cartoon licensing, Thursday's out

這是匹茲堡最美麗的季節。四處皆是大塊大塊的綠地。嫵媚的郁金香送來陣陣芳香。卡梅校園里,一對對情侶躺在UC邊上的斜坡上,位于中心地帶的涂鴉圣地邊上,有人搭起了帳篷守衛地盤。夜幕來臨了,搖滾響起,飛鏢四射。Hunt Library里,燈火燦爛,苦澀的咖啡溫暖著火熱的心。

關于某問題的討論,正如王小波在《萬壽寺》的最后一句所說的那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

和朋友聚餐,大家約法三章,莫談國事,因為某問題的爭論只會讓我們feel sick。在蠢貨大行其道的mitbbs以及其他網絡空間上,我們見證了太多的愚蠢而不知所謂。縱使沉默的大多數中有人發出一點聲音,也會立即被沸騰的洪流淹沒。

而帶三個表的Hu core更道:法國發生的圣火傳遞遇滯事件,傷害了天朝人民的感情。

這一點上,我完全同意許知遠

在很多時刻,讓我覺得不安甚至不是這些指責、攻擊、反駁的語言與行動所選擇的立場,而是它們的水准太低了。

而許同學對于這個這場運動背后的民族生態的分析,讀起來則更加有趣—

“……人們習慣了在公然的謊言中生存,並熟練的、習慣性的從相反的角度去理解一切官方的宣揚。但表面上相安無事的相處,卻通向了危險之路——政治與社會肌體被嚴重的腐蝕。政府在宣傳所帶來的幻像中,喪失了對真實世界的理解,宣傳的暢通無阻的效果,繼續麻痹著權力本身,它的反應越來越遲緩,越來越依賴慣性而非智力判斷、信念原則生存。公眾也同樣變得越來越懷疑和怯弱,他們或許知道該反對什麼,卻不知道該建設什麼,他們也逐漸失去了直接說出反對的道德勇氣,長期生活在謊言與懷疑中,也使人們缺乏力量與信心與建構起社會網絡和社會機構。”

“我擔心的不是外來者的指責(我也從不期待這些外來者的壓力會真的讓中國發生實質性的改變),中國漫長的歷史表明,這些指責總是被消化於無形;不是中國政府的態度,因為它一貫如此,這個政府的本質,也從未因為經濟增長或進入信息時代而改變,它首要的興趣不是這個國家與人民的未來,而是自身權力頂穩定,為此它願意做出各種犧牲;我擔心的是,這個國家的人民,尤其是她的年輕人,盡管可能已自認生活在一個全球化時代,不再為匱乏的物質與信息所困,但他們卻可能仍有一顆顆被禁錮的頭腦。他們混淆了各種概念,錯用了自己的熱情。他們不知道真實世界,也沒興趣的了解,他們被一種突然到來的強烈情緒所裹攜,卻缺乏檢討的能力,並信以為真。這使得他們的謾罵都不夠精彩……”

讀到“這使得他們的謾罵都不夠精彩”一句的時候,我忍不住笑出聲來。

附許知遠全文,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Disclaimer: 轉載許的文章并不意味著完全同意其觀點,而是覺得非常有趣。

錯亂的激情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
2008年4月24日 星期四

民族主義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權力欲望。每個民族主義者都擅長那種令人難以容忍的欺騙,但他同樣堅定不移的確信自己站在正義的一方——因為他有一種清楚的服務於比自身更為重大的事物。

——喬治·奧威爾

跟我們的時代相比,還從來沒有哪個時代,能使人去認識這種強烈的欲望——整整一個時期和整整一代人的忘卻和樂於忘卻的欲望——有這麼迫切。

——斯蒂芬·茨威格

我從客廳裡走來走去,在書架上抽起一本又一本書,讀上一段又一段的開頭,在電腦前寫下一個又一個句子,然後一次又一次刪掉它。

已經有很長時間,我沒有為寫一篇文章陷入這樣的窘迫。是我腦子空空如也,還是想得太多;是因為沒有情緒要表達,還是有太多的情緒想發泄,我在這兩個極端間搖擺。我想保持那一貫的旁觀者的姿態——冷靜而疏離——卻做不到。

大約一個月前,我心生了寫一本書的欲望。當然,這種欲望經常出現,我的電腦裡已經儲存不下十本書的提綱,但它們卻似乎注定要被遺忘在那浩瀚的、冷冰冰的數字空間裡了。在我的專注意志和朝秦暮楚的好奇心進行一場場戰鬥中,前者總是落敗。

這本呢?它的名字讓我一度的興奮難安——《進步,及其不滿》。我總是被這種空洞的題目所激動——它足夠空洞,以至於適用於任何時代。

那 時,我正在意大利旅行,從羅馬輝煌的殘垣到陽光燦爛、卻被垃圾與衰敗裹攜的那不勒斯,再穿過紅托斯卡納的紅土,來到北部的米蘭……在各個城市報攤上,大昭寺的年輕喇嘛和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的頭像四處可見,還有"北京"與"奧運會"的標題。在國際事務中,人們之前對奧巴馬與希拉裡的競選的熱忱,轉移到中國遙遠的西部高原了。

最初,我相信這是一場很快會過去的紛爭。在被賦予了過多的政治意義的2008年,中國表明自己正要回到舞台中央時,聚光燈能照耀的不僅是她的輝煌,那些被遮蔽的混亂、不安、躁動也將更鮮明的跳躍出來。

之前的幾個月,我已看到了幾個意外的插曲。一位女主持人在眾目睽睽之下,將私人生活與奧運會卷在了一起,並宣稱"在沒有自己的價值觀之前,中國不會成為一個大國";一些運動員對於北京空氣質量的憂心忡忡,並可能退出比賽;還有好萊塢導演斯皮爾伯格,辭去了奧運會開幕式藝術顧問的頭銜,以表明他對中國政府在達富爾問題上態度的抗議……

對於任何一場盛大的活動,這些插曲都再正常不過了,任何主辦者都沒有能力控制一切。我甚至期望多一些類似的插曲,來冷卻一下過分熱烈的奧運氣氛。在奧運會的名義下,政府不受控制的權力繼續膨脹,天文數字的支出可以不受任何檢討;它的任何舉動都獲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它對於普通人生活的干擾明顯增強了;更糟糕的是,它還帶來一股強烈的自我麻痹的情緒,這個國家實現了多年來的夢想,除去驕傲與歡呼,你不該有別的感受……這個國家就像一個急於證明自己的孩子,它的政府執著要求舉辦一屆最好的奧運會,並習慣性的將"最好的"理解成"最大的,最全的,最昂貴的",為此,它可以做出各種不計成本的努力。而這個國家的人民在多年的愚蠢教育與宣傳之後,經常難以區分國家、政府與黨派是不同的概念,而他們的個人生活被高度的原子化了,經常只能在集體的行為中才能找到個人的意義……我期待一些意外,將能迫使政府與人民更冷靜的思考。

盡管如此,我從未擔心過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命運。它必將是圓滿成功的,必將對於整個國家的自信心與凝集力再次注入強心劑。"傾國之力"的體制,曾經制造出原子彈,將火箭送上太空,建成三峽大壩,一次體育活動並不困難。

所以,我相信西藏的騷亂只是另一個插曲。我甚至對於西方媒體的熱衷,產生了某種反感。每當他們談論起西藏問題時,那些他們引以為傲的公正、客觀、獨立、深入調查的新聞倫理似乎自然消失了。他們變得抒情與濫情,西藏代表著獨特的宗教信仰,它的海拔高度與美麗的自然風景,都使它變成了人類最後的伊甸園,躲避了由消費與技術驅動的全球化的侵擾。這種印像因為達賴喇嘛的超凡個人魅力,而更加顯著。自1959年流放以來,他日益變成了納爾遜•曼德拉與羅馬教皇的混合體,他既代表著對抗強權與不公的政治領袖——況且他的對手是共產主義的政權。他也代表著某種精神力量,但與其說這種精神力量與佛教相關,不如說它吻合了1970年代末興起的New Age運動的要求,達賴教導人們在忙碌與壓力重重的世界如何獲得內心的平靜與快樂。於是,西藏與達賴,就像從前的古巴與格瓦拉一樣,被納入了一套消費體系,人們談論革命或是宗教自由,不是真的關心它們,而是因為它們提供了某種逃避此刻生活的手段。

我能想像這種情緒對於一個普通的歐洲人或美國人的影響。因為我經常碰到這樣的人,他們對於中國歷史一無所知,更無法想像其復雜性,但都會興致勃勃的表明他們對西藏的看法。這種滑稽的感覺,就像有個人一見面就和你說起全球變暖和非洲問題,不是他說的問題不重要,而是他其實對此一無所知,談論它不過是抓住一種時髦。隨著法國輕浮的總統薩科奇等領導人迫不及待、投機性的表明立場,我對他們的反感甚至增強了。我也從未懷疑過北京解決這一問題的能力。中國太大了,市場太誘人了,而且她的實力正在迅速提升,人們也太容易忘卻了,只要中國繼續保持經濟增長,所有西方此刻的"道德高地"都將自然土崩瓦解,不到20年前,中國與西方曾面臨著更緊張的關系。我記得漢學家Simon Leys在1989年7月20日的《紐約書評》上刻薄卻富有洞察力的寫道的:"商人、政治家、學者都已在收拾旅行箱准備下一次北京之行,這並非嘲諷——盡管他們中的一些聲稱訪問是為了前往天安門廣場哀悼烈士!而且他們可能再次坐到謀殺者的宴會上,並再一次堅持,他們正在增強中國的改革派的力量,我只希望他們有個壞胃口。"在結尾,Simon Leys感嘆說"Ah humanity!—the pity of us all!"

但是,旅行結束,我回到北京時,意識到事件遠比預料的更嚴重。它的嚴重性,不在於奧運火炬傳遞與西藏問題糾纏在一起,在國際輿論界所造成的愈演愈烈的風波。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治被表面化、姿態化的年代,但人們經常忘記了,最終的決定力量並非表像的力量。

讓我真正憂慮的,而是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此做出的反應。官方輿論一如既往。我記得在羅馬閱讀《泰晤士報》時,我一連幾個小時試著尋找出"wolf with a human face and the heart of a beast"確切的中文翻譯,它是中國官方的《西藏日報》用來形容達賴喇嘛的。當我回到北京時,終於發現它的原文是"人面獸心的豺狼"時,不禁啞然失笑,像是看到一個老古董突然擺在一個直角的玻璃茶幾上。一心要標榜在全球化的21世紀實現"大國崛起"的中國,似乎仍活在階級鬥爭的年代,或是19世紀中葉的清代——當一個人與我們的意見不同時,他甚至不是和我們平等的同類,而是動物或是野人。

在中央電視台,門戶網站上,官方報紙上,一場宣傳站仍在如火如荼。中國政府在面對國際輿論時或許手足無措,但可以輕而易舉的支配所有國內的聲音。我上一次領教這種宣傳的威力是1999年對法輪功的批判。這場批判幫助這場愚蠢、荒誕的偽宗教運動迅速提升了影響力,接著,還將其領導人推向了他從未夢想過的世界性人物的地位,成為某種宗教自由的倡導者。

這套宣傳體制可以上溯到1942年的延安,並在1949年後的中國社會不斷演練,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巔峰。當這種宣傳以信息封閉為基礎時,它的能量是驚人的,它閉塞人們的頭腦,腐蝕人們的內心,摧毀道德原則,並賦予人們一種"self-righteous"的意識。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武鬥的雙方,都宣稱自己信仰毛澤東思想,而對方是"保皇派",有理由以各種殘暴的方式對待……

但當信息逐漸開放,人們發現自己曾經確信的東西不過是一種欺騙時,一種玩世不恭、嘲諷的態度開始在社會中彌漫。此刻,宣傳機構和公眾之間開始了一場游戲。前者在慣性的軌道上繼續滑行,而後者從翹翹板的盲目相信的一端,滑向了什麼也不相信的另一端。

但對極權體制猶在的恐懼,使游戲繼續運轉。人們習慣了在公然的謊言中生存,並熟練的、習慣性的從相反的角度去理解一切官方的宣揚。但表面上相安無事的相處,卻通向了危險之路——政治與社會肌體被嚴重的腐蝕。政府在宣傳所帶來的幻像中,喪失了對真實世界的理解,宣傳的暢通無阻的效果,繼續麻痹著權力本身,它的反應越來越遲緩,越來越依賴慣性而非智力判斷、信念原則生存。公眾也同樣變得越來越懷疑和怯弱,他們或許知道該反對什麼,卻不知道該建設什麼,他們也逐漸失去了直接說出反對的道德勇氣,長期生活在謊言與懷疑中,也使人們缺乏力量與信心與建構起社會網絡和社會機構。

中國政府與社會在這場西藏衝 突中的表現,深刻的反應出長期宣傳與麻痹所帶來的病症。官方的宣傳秉承著一貫原則,即使它自身都不相信,卻仍舊按照慣性繼續向前。而中國公眾,占據著絕大部分人口的漢族,雖不相信中央電視台的報道,但是他們對西藏實在是太一無所知,所以那種被長期宣傳所塑造出的單一思維,很容易被電視畫面上的藏人對於漢人的暴行所觸動。

這又進入了中國權力機構熟悉的語境中。長期以來,公眾情緒就像政府的道具。當中美關系、中日關系緊張時,民族主義情緒就變成了北京的一張牌,平時不可能獲准的大規模的街頭游行出現了。但街頭上的人群,與其說被一種真實的民族意識所吸引,不如說是一種被長期壓抑的情緒的釋放——他們渴望公共生活,卻沒有表達手段,此刻的游行,則是得到授權的。

我吃驚的發現,這一套手法仍是如此的有效。當一位年輕姑娘金晶成為了全國性的抒情對像,當抵制家樂福超市的情緒與行動蔓延到更多城市時,當年輕一代的MSN上掛滿了紅星,當大學宿舍插滿了國旗,當這些年輕孩子們義正詞嚴的宣稱"我很愛國"時,當我的四周充滿了辱罵CNN 的聲音時……

我開始真的擔心了。我擔心的不是外來者的指責(我也從不期待這些外來者的壓力會真的讓中國發生實質性的改變),中國漫長的歷史表明,這些指責總是被消化於無形;不是中國政府的態度,因為它一貫如此,這個政府的本質,也從未因為經濟增長或進入信息時代而改變,它首要的興趣不是這個國家與人民的未來,而是自身權力頂穩定,為此它願意做出各種犧牲;我擔心的是,這個國家的人民,尤其是她的年輕人,盡管可能已自認生活在一個全球化時代,不再為匱乏的物質與信息所困,但他們卻可能仍有一顆顆被禁錮的頭腦。他們混淆了各種概念,錯用了自己的熱情。他們不知道真實世界,也沒興趣的了解,他們被一種突然到來的強烈情緒所裹攜,卻缺乏檢討的能力,並信以為真。這使得他們的謾罵都不夠精彩,在那麼多人表示了對傑克·卡弗蒂的憤慨之後,有多少人提到了這位CNN的主持人在美國國內,也是以其粗魯的口無遮攔著稱,當美國進攻伊拉克之後,他公然稱國防費拉姆斯菲爾德是"戰爭罪犯",當政府關於卡特林娜颶風的報告發表後,他則說"美國公眾不會信任任何來自華盛頓的東西",他在自傳裡毫不隱晦的說自己父母"是兩個酒鬼","父親結了八次婚"……

一些時刻,此情此景的確令我想起了歷史中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時期,人民的情緒高漲,卻被利用,最終導致了一系列的災難。

但是,這一切僅僅是因為3月14日之後的一系列事件引發的嗎?它們難道不隱含著一種更深刻的問題與情感嗎?而這些問題與情感,則要追溯到更久遠的歷史深沉。這個國家的內心藏有各種解不開的"結",長期以來,我們通過主動遺忘、或是被迫遺忘,來假裝它們的不存在。但每到關鍵時刻,它們又總以更猛烈的方式報復我們。

西藏歷史問題到底是什麼?中國的政治特性是什麼?歷史記憶與現實的關系?經濟增長能長期的替代意識形態的缺乏嗎……我發現,這種探索將是個沒有窮盡的無底洞。不了解1959年的西藏騷亂、不理解達賴的精神特質,全球性的信仰危機,你難以理解此刻的西藏問題;不理解政治的合法性基礎,你又難以探究為何奧運會被賦予如此重要的意義;不去探究毛澤東時代,你則根本無法體會人們的思維與語言方式;不了解20世紀初中國精英喚醒民族主義的努力,你也很難了解此刻年輕人情緒……

這些探討或許不能解決任何具體問題,但是它至少可以讓我們提供表達情緒的水准。在很多時刻,讓我覺得不安甚至不是這些指責、攻擊、反駁的語言與行動所選擇的立場,而是它們的水准太低了。

我希望這本可能完成的書,能夠有助於這些尚待展開、需要很多人參與的深入討論中。

(作者的郵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書《中國紀事》)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謝謝連岳老師推薦我的文章《最丑陋的偉光正》

CCTV推荐:最丑陋的留学生

此次連鎖事件當中,我一直在關注連岳老師的文章,非常佩服他的清晰的思維、絕佳的表達。

在此向所有珍惜獨立思考權利的朋友推薦他的blog

鲁迅 《随感录59》

Source: 鲁迅全集 之 《热 风》
      
        我前回已經說過“什麼主義都與中國無干”的話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見,便再寫在下面:我想,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我們只要留心譯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樣對於外國事情的批評議論,便能發見我們和別人的思想中間,的確還隔著幾重鐵壁。他們是說家庭問題的,我們卻以為他鼓吹打仗;他們是寫社會缺點的,我們卻說他講笑話;他們以為好的,我們說來卻是壞的。若再留心看看別國的國民性格,國民文學,再翻一本文人的評傳,便更能明白別國著作裡寫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幾乎全不是中國所有。所以不會了解,不會同情,不會感應;甚至彼我間的是非愛憎,也免不了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

  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麼,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麼,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聲器麼,別人也必須是發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會相干。

  幾位讀者怕要生氣,說,“中國時常有將性命去殉他主義的人,中華民國以來,也因為主義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筆抹殺嚇!”這話也是真的。我們從舊的外來思想說罷,六朝的確有許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過砍下臂膊布施無賴的和尚;從新的說罷,自然也有過幾個人的。然而與中國歷史,仍不相干。因為歷史結帳,不能像數學一般精密,寫下許多小數,卻只能學粗人算帳的四舍五入法門,記一筆整數。

  中國歷史的整數裡面,實在沒有什麼思想主義在內。這整數只是兩種物質,——是刀與火,“來了”便是他的總名。

  火從北來便逃向南,刀從前來便退向後,一大堆流水帳簿,只有這一個模型。倘嫌“來了”的名稱不很莊嚴,“刀與火”也觸目,我們也可以別想花樣,奉獻一個謚法,稱作“聖武”便好看了。

  古時候,秦始皇帝很闊氣,劉邦和項羽都看見了;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項羽要“取”什麼呢?便是取邦所說的“如此”。“如此”的程度,雖有不同,可是誰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與“丈夫”的心中,便都是這“聖武”的產生所,受納所。

  何謂“如此”?說起來話長;簡單地說,便只是純粹獸性方面的欲望的滿足——威福,子女,玉帛,——罷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卻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大丈夫“如此”之後,欲望沒有衰,身體卻疲敝了;而且覺得暗中有一個黑影——死——到了身邊了。於是無法,只好求神仙。這在中國,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也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求了一通神仙,終於沒有見,忽然有些疑惑了。於是要造墳,來保存死屍,想用自己的屍體,永遠占據著一塊地面。這在中國,也要算一種沒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也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現在的外來思想,無論如何,總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氣息,互助共存的氣息,在我們這單有“我”,單想“取彼”,單要由我喝盡了一切空間時間的酒的思想界上,實沒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須防那“來了”便夠了。看看別國,抗拒這“來了”的便是有主義的人民。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

最丑陋的偉光正

這是令人震驚的一幕。

天朝國家電視臺網站在2008年4月17日首頁,以“最丑陋的留學生”為題,矛頭直指一個身在異國求學的子民。

而所附的視屏中,更充斥“罪行”、“敗類”的指控。

其后的網民留言中亦充滿“殺死她”、“最好死在國外”的嘶喊。

我是在夢中嗎?我看錯了嗎?

倘若這一切是現實而非夢境,則CNN主持人“他們不過是五十年前的一群暴民”一說,確實恰如其分。

我不care王做了什么。即使她犯下滔天罪行,在未被司法機關正式定罪之前,代表一國政府的國家電視臺,豈可以輕言“罪”?根據任何國家法律,此舉都已經構成毀謗罪行。

而對王及其家人的人身攻擊、精神壓力、隱私泄漏以及私有財產侵犯,已經構成嚴重刑事侵犯。只要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中有一個是法治國家,作惡者無論理由如果冠冕堂皇,人數寡眾,必遭嚴懲。

如果我沒記錯,某國憲法已經取消思想罪(盡管仍然有不少思想犯)。

誰說的只要是中國人就一定要支持國家統一?允許13億人當中有0.000001%的人不支持,會死嗎?

為什么是中國人就要支持奧運,不支持奧運會死嗎?

請看看某偉光正的姿態(譯自林忌先生的粵語部落格):

百年前的帝國主義侵略--永遠不能忘記!外國必須道歉!

半世紀前的南京大屠殺--永遠不能忘記!外國必須道歉!

廿八年前中國杯葛莫斯科奧運會的行為--那么久的事,不要提了。

對殖民地欺凌中國人的歷史--要加強國民教育。

對58-60年餓死3000萬人民(對比:抗戰期間傷亡4500萬)–過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一切向前看

對 1980 年的中國人--體育是政治,不杯葛是恥辱。

對 2008 年中國人的教育--體育和政治應該分開,不反對外國杯葛是恥辱。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內蒙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外蒙古--是中國可以分割的一部份。

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藏南--是中共於 1962 年後默許印度分割的 90,000 平方公里領土。

錫金--是中共默許印度分割的一部份

江心坡--是 1960 年中共割讓給緬甸的 70,000 平方公里領土。

唐努烏梁海--是 1999 年中共割讓給俄國的 170,000 平方公里領土。

江東六十四屯--是 1991 及 1999 年中共割讓給俄國的 3,600 平方公里領土

1860 年璦琿條約割讓 600,000 平方公里領土--是中國人可以承認、不感到恥辱的不平等條約

1842 年南京條約割讓 79 平方公里的香港島--是中國人不可以承認、感到非常恥辱的不平等條約

釣魚台--是中國人可以任由日本強佔的領土

保衛釣魚台--是可以被中國公安驅散與拘捕的行為。

誰愛國?誰賣國?

套用某黨的話,不是看他說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某黨天天講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卻把相當于100個臺灣的面積的領土永久性割讓給俄羅斯。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陸柒捌玖拾……

醒醒吧,天朝人。

“嗚呼,我說不出話來!我只覺得我所居的并非人間!”

Talking about “A personal statement — In response to Tinglong”

I felt extremely happy to read the following beautiful piece of statement from Lawrence (Zhan Zhang), which reminds me of how often my opinions are displayed in a emotional, shallow, or even flawed way–though I do not mean to change my positions towards Tibet, Olympics and China Financial Market, among other matters.
— Tinglong

Quote

A personal statement — In response to Tinglong
Hmm, last night I told Minjie that I have scheduled some writings (some "scoop" if you will) later this week that would "happen" to make him happier — actually make both you guys happier.

I will do that.

It is not uncommon for perfectly reasonable people to disagree on political issues, because politics is about infinite complexity. I look forward to a lot of good discussions with you and Minjie when we all have time in the future.

When I disapprove A, I generally don’t take the pains to stress that I disagree with B who share my interest in disapproving A (may or may not for different reasons), because that doesn’t help sharpening my arguments. But yes, sometimes it is necessary to state one’s position very clearly.

During the recent media turmoils since mid-March, I formed each and every one of my opinions strictly by my own judgments, and I’m sure many people here do so too. Criticizing western media bias doesn’t mean I approve of China’s information control or its non-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I certainly do not align with extreme nationalists who are eager to pick fights with anybody who doesn’t seem to match their own level of "patriotism", but I also condemn those western bigots and hypocrites (and they came out in non-trivial numbers and ferocity this time) who so ignorantly crawl on presumptuous moral high-grounds without ever opening their eyes to reality and never waste a second in demonizing countries and peoples different from their own.

So for me the task is always two-fold, and the only criteria I stick to are objectivity and rationality. By doing so I run the risking of alienating both groups who may see value in my arguments for their respective causes, but I do not lend or sell mine to those people I despise. This is the only possible way for me. I cannot tolerate violations of these criteria during serious discussions. And CNN broadcast is meant to be very serious. Jack Cafferty must apologize and be punished.

I am neither a Permanent Resident or US citizen so may not be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advocate for expanding civil rights for Chinese Americans. But one thing is clear to me. Martin Luther King Jr. did not hold back his relentless pursuit for civil rights until his fellow African Americans around the country stopped committing crimes and attained the sam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civility as Whites. By the same token, it makes absolutely no sense that simply because China is not good enough that someone up there on CNN could insult the Chinese (no matter which country’s passport they hold) without getting punished.

Criticism is alway welcome; insult, never.

So we are mixing several separate issues here. I agree that Chinese people within China’s border need not over-react to outside news and can always remain skeptical as to whether certain facets of political news were censored (and if yes, question and challenge the authority for doing that) and focus on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For Chinese people abroad, the task is very different because they read materials in both languages, the picture is much fuller and least censored for them than those who only can only read English yet never suspect that the free press can sometime betray them by inserting some brainwashing stuff under disgu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