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elle Obama的動人演說

     

Michelle Obama最近發表的演講,真是不瘟不火,而又非常感人,連Hillary Clinton都忍不住稱贊她了。看完之后第一次覺得她很有第一夫人的氣質,和當初來卡梅(Carnegie Mellon)演說的那個Michelle真是判若兩人。

中午吃飯的時候收到了Obama陣營志愿者的電話,希望明天可以和一眾Obama粉絲到匹茲堡附近某地一道觀看Obama的接受民主黨提名資格的"重要講話"。不過地方有點遠,還是在家里看電視比較好。

明天也是Martin Luther King博士發表著名的I Have a Dream演說的45周年紀念日,加上是美國歷史上African American首次成為主要政黨提名總統候選人,因此Obama的演說被視為具有歷史意義的演說。搞得超級擅長演講的Obama也有點緊張了,呼吁大家降低期望值。不管如何,Obama的演講稿一向是自己準備并反復修改的,這次肯定花了很多功夫,相當值得期待。

搞笑的是,Obama非常有感染力的演說居然成了他被攻擊的對象:先是被Hillary嘲諷為just words,現在McCain同學又在電視廣告里宣稱:

"You can trust our guy because… he’s not eloquent enough to mislead you."

(“你可以相信McCain同學,因為他嘴巴雖然笨了點,但是不會給你洗腦。”)

沒想到無能也成了一種本錢。

有趣的是,利用民主黨陣營人士說過的話來攻擊Obama,近來成為McCain樂此不疲的利器,比如從箱底翻出來Obama的副手Joe Biden之前對Obama的評價,靈活運用Hillary Clinton在初選時對Obama的攻擊,甚至連Hillary Clinton的廣告改一改就用了(美國還有沒有知識產權保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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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污……

Picture: The New York Times 

不敢以最壞的惡意推測天朝人的魯迅先生,以沉痛的心情寫下的那些文字,今天讀起來竟然是如此真切。

尤其是當某些人吹噓他們的豐功偉績的時候,你都會禁不住疑惑究竟是他們已經喪失了最底線的羞恥之心,還是本來就沒有羞恥之心—

某些事情你們這些人做就做了,小民們沒有本事管住你們,為什么還要拿出來洋洋得意地講述,又是心得經驗,又是領導藝術,既展現了自己高超的駕馭復雜事物的能力,還體現了應變能力和靈活的思維,更展示了我上朝博大精深的文化云云。

此等令人目瞪口呆的言行,以魯迅《紀念劉和珍君》里的話概括毫不為過:“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污。”

先從遠的說起。天朝皇家電視臺前臺長楊偉光先生在一個采訪中得意地描述了自己如何處理“來自公關的壓力”:

我不是沒有槍斃過節目,我槍斃過。一個時期,有一個“度”的把握問題,不然為什麼要審查?最典型的一次,克拉瑪依大火死了一些小孩,我看完這個節目,節目做得很好,也很感人,但我說克拉瑪依的群眾情緒躁動得很厲害,我說這個節目播了以後,是會對當地群眾情緒的一種平息,還是火上澆油?如果火上澆油的話,就不能播,如果能平息他們的情緒,不會鬧事那就可以。問題是那邊已經白熱化了,你現在播了這個,會使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親友憤怒起來以後,向領導施加壓力。結果那記者哭著抬不起頭。三天以後,XX部發出正式通知,克拉瑪依有關報道不要再報,局勢很不穩定。大家說楊台把節目壓了是對的。

迎合上意迎合對了,讓楊臺長倍感欣慰,開始表揚自己了:

“度”,是一個很高的領導藝術,也是一個人能否成功的關鍵。政治上的把握就是這樣。很多人這麼小的事情一下子做砸了,是不注意“度”的把握,太興奮了把事情做壞了,太擔心了也把事情做壞了,心態非常正常就把事情做好了。

2004年,廣州小谷圍藝術村被某黨撐腰的拆遷隊以最野蠻的形式強行拆遷,幾十位藝術家耗費接近十年的心血合法建造的美麗家園化為塵土。事情的緣由,僅僅是畢業于天朝友好國家–即和中國同樣自由民主的北韓—金日成大學的前廣東GCD書記,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某位大人參觀小谷圍島時說的一句話:“這里可以建一個大學城,爭取明年秋季開學使用。”而拆遷過后,開發商聯合政府舉行了盛大的表彰大會,人人喜氣洋洋,表揚了自己的成績,總結了拆遷經驗。

這些東西離我們很遠嗎?近在眼前的奧運開幕式假唱,絕不是“反華媒體”捏造的,而是我們自己的音樂總監陳其鋼自己爆出來的。以我之見,在奧運成為至高的政治任務的中國,陳其鋼可不敢胡亂說話。爆出假唱,實乃邀功請賞,自以為得計。而以漢族兒童冒充少數民族兒童,也是我們自己告訴外人的。

不用外人說我們造假成性,某些人不該有一點點愧疚嗎?還那么開心地炫耀自己的應變能力和靈活思維?

而為了和國際接軌,設立所謂的和平示威區。當兩位七十多歲的老人申請示威的時候,卻遭受抓捕,判處勞教一年。當被問到為啥所有的示威申請都被拒絕的時候,某官員充滿自豪感信心滿滿地說

I’m glad to hear that over 70 protest issues have been solved through consultation, dialogue.

這也就罷了,他又補充說:

This is a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真是丟人都丟到世界級去了。Shame on you!

某些肉食者,如果你們堅持這些見不得人的東西是我們天朝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以中國固有文化的名義和諧我們,那么,請謹記某領導在閉幕式上的話:讓我們相互和諧。

你今天可以肆無忌憚地和諧別人,將來说不定有被別人和諧的一天。

趣談香港股市(4): “阿媽都不認”

上篇談到"股票必勝法", 今次我們講講股災。香港人看到一個股票跌得低殘,通常會感嘆一聲:“哇,跌到阿媽都不認!” (或者說:“阿媽都認唔到”。)什么是“阿媽都不認”?“阿媽”就是媽媽,“阿媽都不認”的意思就是連老媽都認不出來你是誰了,可見你定然遭受了很大的變故。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可是連永遠和你不離不棄的人都對你陌生了!

看看下面這些熱門股票的52周最高價和昨天的收市價(單位均為港幣),你會明白貨真價實的“阿媽都不認”:

港交所(0388.HK):268.6–>94.55 (-64.8%)

中鋁(2600.HK):  26.35–>6.22 (-76.4%)

阿里巴巴(1688.HK):40.5–>9.30 (-77%)

碧桂園(2007.HK):14.18–>3.58 (-74.7%)

世茂房地产(0813.HK):29.2–>7.73 (-73.5%)

而二三四線股,尤其是“老千股”(將在下篇介紹),更加慘不忍睹:

玖龍紙業(2689.HK):26.75–>4.01 (-85%)

永安旅游(1189.HK):1.060–>0.042 (-96%)

國中控股(0202.HK):0.2–>0.036 (-82%)

安莉芳(1388.HK):7.69–>1.61 (-79%)

利記(0637.HK):3.75–>0.45 (-88%)

至于大市,恒生指數從去年最高位31,958點跌到昨日的20,484點,跌幅達36%, 國企指數從20,609點跌到昨日的10,714,跌幅為48%。不過這些相比香港股市歷史上的幾次大股災,真是小巫見大巫:

1987年,由紐約股市拋售引起的全球大股災中,恒生指數跌幅达52.50%,其中僅10月26一天就下跌33.33%,為有史以來全球最大單日跌幅。

1981年,受中英磋商遇挫影響,恒生指數連續下行兩年,跌幅達63%。

最狠的一次則是很多老一輩投資人如曹仁超、林森池至今難忘的,那就是1973年股災。兩年之內,恒生指數下跌幅度達92%,很多投資人被迫走上絕路。關于這一段,曹仁超有如下回憶

避過1973 年股災,我老曹自以為是投資天才,在股市中可以跑贏所有其他投資者。到1974 年7 月,恒生指數已由1,774 點跌至478 點跌了73%,應該入市吧!當時我選中買和記,由每股8 元開始一直買到每股1 元。結果1974 年12 月恒指跌至150 點時,自己的50 萬元投資只剩下10 萬元價值。

下篇預告:“老千股”

畢業照



錢烈憲的blog上看到的。

8月20日是汶川地震百日祭,現在重提校舍豆腐渣工程,除了余秋雨老師,應該沒有人說批評的不合時宜了吧。難道現在全國上下全部都在忙著操辦奧運?

【李叔同】憶兒時 及 夢

這個八月,好熱鬧。

想起了在香港的時候,第一次去銅鑼灣,一個人置身于那么多人中間,一下子感受到落寞,淚水流了出來。

今年早些時候,陳家琪老師:“今年8月,真想找個地方躲起來,找個僻靜的地方。”

1918年8月19日,亦即九十年前的今天,李叔同先生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法號“弘一”。

和各位分享弘一法師的兩首詩,愿給你一份安詳寧靜。

      

憶兒時 (弘一法師詞 William S. Hays曲)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飄泊。
回憶兒時,家居嘻戲,光景宛如昨。
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
高枝啼鳥,小川游魚,曾把閒情託。
兒時歡樂,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
兒時歡樂,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

 

作詞:李叔同(弘一大師)作曲:斯·S·海斯 編曲:許俊華 唱:柯佩磊

哀游子煢煢其無依兮,在天之涯。
惟長夜漫漫而獨寐兮,時恍惚以魂馳。
蘿偃臥搖籃以啼笑兮,似嬰兒時。
母食我甘酪興粉餌兮,父衣我以彩衣。
月落烏啼,夢影依稀,往事知不知?
汩半生哀樂之長逝兮,感親之恩其永垂。
哀游子愴愴而自憐兮,吊形影悲。
惟長夜漫漫而獨寐兮,時恍惚以魂馳。
夢揮淚出門辭父母兮,嘆生別離。
父語我眠食宜珍重兮,母語我以早歸。

Talking about 丁学良:回忆在匹兹堡大学陪读的王小波

過往一個月里,感謝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一直死撐我。我欠你們太多太多。倘有任何事情我可以效力,請盡管吩咐。

讀到張展兄這篇半月前寫的文字,不勝唏噓。其實,我何嘗不是同樣的感受。敏杰暫別卡梅(Carnegie Mellon),給了我很大的震撼。5月4日,獲悉張展決定離開卡梅前往紐約攻讀法學院的時候,我則寫下了如下的文字(后因考慮此blog的公開性質而刪去),此刻依然是我的肺腑之言:

感謝上蒼,讓我們有一段機緣在卡梅成為朋友。

相處的時光是美妙的,盡管我們在很多問題上有大大小小的分歧。

概而言之,我們立場沒有本質不同,只是,至少從表面上看來,你是溫和派,我是激進派。謝謝你的包容,使我第一次認識到"君子和而不同"的可能性。

知道你的決定,很為你高興,也有點傷感。高興于你的出類拔萃,傲立同儕,終于實現了長久的愿望。傷感于接下來三五年,我在這片Herbert Simon終身相許的土地上,少了一份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興致和坦然。

不管如何,恭喜你,很為你開心。相信三十年后中國民主政治舞臺上,必定有你的身影。

我樂于見證這一切。

下次去紐約,我會一聲不響便去。因為我知道曼哈頓區的一棟公寓的地板上,有一個屬于我的睡袋。

Quote

丁学良:回忆在匹兹堡大学陪读的王小波

廷龙就要回国了。上个月敏杰走的时候,我正好也要出门旅行,离愁别绪被动身前的激动所掩盖。这一次,伤感之意却阵阵袭来,挥之不去。

总是要写点东西来记录这段友情的,但今晚,权借一段别人的文字来敷衍自己吧。廷龙很喜欢王小波的文字,我虽然读书甚少,小波毕竟是我的人大校友,我也因此一直想拜访一下小波的老师、匹兹堡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许倬云先生。五月初有天和廷龙提到这个想法后,他很高兴,于是,便由廷龙以他自己、敏杰和我三人的名义给许先生写了一份电子邮件,希望能够在小波的生日那天(5月13日)去许先生家中相叙。当时是5月9号下午六点三刻,25分钟后,七十八岁高龄的许先生回来邮件,说他正在台湾及大陆旅行,七月底方才回匹兹堡,并留了电话,让我们日后再联系。他们走后,以我一人之才疏学浅,也不好意思再去叨扰鸿学大儒。

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二月份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回忆在匹兹堡大学陪读的王小波”,我读过此文后颇多感触。丁教授是社会学家,很多同学知道他是因为他2005年10月26日说了一句“中国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这句话公允与否姑且不论。丁教授1984年到匹兹堡大学读书,85年转去哈佛,92年获社会学博士,此后回港从教,学问是有口皆碑的。

文章中提到找房子一节我看来尤其有趣。我推测他们当时可能住在South Oakload一带,那里离匹大和CMU都很近,而且房价便宜。一年前刚搬来匹兹堡时我在那边看过房子,觉得条件太差而没有住。丁教授特别提到他当时住的“326号”,在他之前那个小阁楼里住着谭盾,后来谭去了耶鲁,再后来拿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如丁教授所言,那间阁楼风水很好,我要跟匹大的朋友打听清楚所在,跑过去沾点仙气。

丁教授用幽默、淡然的语气回忆了他和王小波、李银河夫妇一年的友谊。我在匹兹堡也只是短短一年,却幸得良友如斯,心中的感恩不能用语言表达。丁教授所忆之事虽然发生在二十三年前,在我读来,却恍如昨日。

丁学良: 回忆在匹兹堡大学陪读的王小波

2008年2月15日


    听到王小波都逝世十周年了,我感到非常惊讶——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恐怖。对于一个死去的人,十年或许不是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十年的流逝真的很让人紧张。
    我记得1997年4月11日,他去世的当天,曾有记者打电话来采访我。当时,一方面我很悲伤,另一方面,也觉得并不反常。我首先的反应就是,他的早逝跟他无节制的抽烟可能有莫大关系。
   
    我和王小波的相识
   
    我跟王小波认识,说起来非常巧合。1984年8月29日,我离开北京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到匹兹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
    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小镇还有好几所大学,学生很多,租房的价位很高。幸好出国之前有人对我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社科院马列所有个同事叫李银河,正好也在匹兹堡,说她在那里已有一年了,可以让她帮我找房子。
    虽然同在一个研究所,但是我并不认识李银河,只是互相之间听说过名字。后来,李银河给我找了个小阁楼。我的小房子是326号,她住的是318号,彼此隔得很近。
    不久后,李银河请我去她家吃饭,一推开门,我就看到一个又高又黑的人。李银河介绍说:“这是我爱人,叫王小波。”吃饭的时候,王小波问我是几号来的,又问我是从哪里来,我说我是多少号从北京来的。他一听,立即问:“唉嘿,你是坐哪个航班?”我告诉他我搭乘的航班班次。——原来,我们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飞机去的美国。
    王小波很健谈,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有点阴阳怪气,像讲相声,语言的描述能力很强。吃饭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就是不停地抽烟。而李银河则很清瘦,看上去就像个女才子。她不太讲话,老是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出国之前,李银河的一个朋友曾跟我描述过她,让我一开始就觉得她是个才女,还以为她一定是言词飞扬的人,结果却发现她是一个言词很收敛的人。
    就是在异国他乡,我认识了王小波。
   
    用人尿腌鸭蛋
   
    在我呆在匹兹堡大学的那段时间里,由于是邻居,所以我们是早不见晚见。匹兹堡的房子一般只有两层,最上面就是最便宜的小阁楼。小阁楼里除了我,还住着上海去的小汤。在我们住之前,原先是一个学作曲的湖南人谭盾住在那里。他在匹兹堡呆了不到一年,就去了耶鲁大学。等到我后来去了哈佛,大家都传开了,说那个小阁楼的风水很好。
    有时我也把王小波夫妇请到我们住的楼上来,一来二往,大家都熟了。在这帮留学生中,王小波比我们大,他不允许我们喊他“小波”,于是我们就喊他“老波”、“王老波”。
    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喝喝啤酒,啃啃鸡腿——因为鸡腿很便宜,美国人不吃这种含胆固醇很高的食物。 【按:这个,我不觉得】
    除了啃鸡腿外,我们还吃鸡内脏。小汤在餐馆里打工,美国人不怎么吃鸡肝什么的, 【这个我同意】他每次下班就带回来,我们吃得很开心。后来带回来的太多了,我们还把它腌起来。
    美国人也不喜欢吃鸭蛋,因为很腥。我们住所旁边的公园里有很多野鸭,有时下了上百个蛋都没人要。我们捡回来,吃不完后,就想办法把它们腌起来。王小波是用盐水把鸭蛋泡起来,这样味道并不好。我灵机一动,想起我们安徽农村腌鸭蛋的经验:用牛拉的尿拌黄土来腌,吃起来会特别香。在匹兹堡这个钢铁之城,黄土不好找,牛尿就更不好找了。我后来又想了个办法——自己尿尿。这样腌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我们送给王小波去吃,他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破口大骂,以为我们是在耍弄他。我说我们自己也吃啊,他才稍稍息怒。
   
    王小波曾经抽过大烟
   
    从经济状况来讲,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我算是比较富裕的了。我去的时候,是拿的匹兹堡大学最高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不仅学费全免,而且每个月还有八百多美元的生活费,但是王小波就不同了,他是以陪读的身份来美国的。别人都是丈夫先出去,妻子去陪读,他是反过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拿这个找他寻开心,挖苦他,说他是“随军家属”。
    我曾问过王小波,为何烟瘾会那么大。他说当年下放云南,生活很苦,也很想家,更不知道以后自己有没有前途,所以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跟着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抽过不少大烟。他的烟瘾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的。他说现在一天抽两包,是因为美国的烟比较清淡,抽得不过瘾。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在写小说,有次去看他的时候,发现门窗都关得死死的,一开门,从门里透出来的烟味就把我呛得倒退三步。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总是骂骂咧咧的,骂美国佬。他外语非常不好,我当时也是非常之差,那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我在班上,因为语言不好,经常被美国的同学嘲弄,所以对于他的处境,我深有同感。另外,他去打工,帮人洗盘子,还没两天,就不干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了,他不吭声。后来李银河告诉了我实情:老板说他懒,他就把老板炒了。他那时刚从国内出去,对资本家很仇恨,适应不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我非常佩服李银河。那时她既要读博士,又要做助教,还要到餐馆打工。在美国读博士是非常累的,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从她那时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贤惠,而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后来,当我在美国《世界日报》上看到,他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时,才知道他在写小说。
   
    “哪个碰我哪个死”
   
    1985年,我离开匹兹堡大学,要转学去哈佛。对于我要放弃在匹兹堡高额的奖学金和便宜的生活,去往物价高昂的波士顿,王小波颇不以为然。他说,你除非是想留在美国,不然不需要拿一个好文凭。你回到中国,谁又管你是哈佛毕业的还是匹兹堡毕业的呢?他要我实惠一点,好好考虑清楚。
    我还是决定去哈佛。走的时候,李银河、王小波好好地请我吃了一顿,饭桌上还出现了牛肉,那比起鸡腿来可是要贵很多。我把在匹兹堡喝酒后留下的七八十个酒瓶子都留给了他们,以做纪念。我想,这些酒瓶子可能早被他们扔了。
    王小波是个讲义气的人,他坚持要送我去匹兹堡的汽车站。之前不久,他买了辆旧车,那是一辆老式的双排座福特,又长又大,而且有棱角,像个坦克。他的驾车技术很差,我不敢让他送。王小波说:“没事,老子这辆车,哪个敢碰我,哪个碰我哪个死。”他跟小汤一起送我,一路上慢悠悠地走了几十分钟,中间还熄了一次火。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回国后惟一一次通电话
   
    1993年,我出国十年后第一次回国到北京,我给王小波打电话。我对他喊:“喂,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请我再说一遍。我对着电话那头大喊了一声“老波!”他“哈”了一声,说:“听说你小子找到资本主义世界最有钱的教职了?!”
    我1992年从哈佛毕业,从美国回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书。在那时,香港科技大学的薪水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了。王小波要我请客,我答应了,但后来我回安徽老家去了,酒也没有喝成——那也是我从美国回来后惟一一次跟他通过电话。 

三江交汇匹兹堡(2008年6月19日摄于Duquesne Inc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