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讀報，有兩則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則是說三鹿問題奶粉案的兩名制售者、四名銷售者受審時，“毒老大”當庭懺悔說：我也是父親；再一條是說“嚴防官員出國訪問不歸”，於是有了四條“新舉措”云云。
先說第一條。這位“毒老大”(張玉軍)說“我也是三個孩子的父親”，此後再無下文。
我要問的是：“你是三個孩子的父親”，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你不知道“三聚氰胺”(蛋白粉)有毒，所以你也讓你的孩子一直在吃三鹿奶粉；是這樣嗎？如果你沒有讓你的孩子吃這種奶粉，你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又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你是一個慈祥的、對孩子充滿父愛之情的好父親？
這個我相信。這受審的六個人可能在家都是好父親、好丈夫、好鄰居、好下屬或好上級，是人們心目中的“好人”或“成功者”，問題在於：為什麼就正是這樣一些“好人”，這麼多年來制售三聚氰胺，讓數十萬兒童深受其害，有的將會使其一生都在痛苦之中？
這正是問題的所在，因為它讓我想起了距今45年前《紐約客》雜志所發表的漢娜·阿倫特的系列報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艾希曼就是這樣一個“好人”，他服從命令，盡職盡責，是好丈夫、好父親；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陳詞濫調他根本不會開口”。阿倫特問自己：為什麼像納粹這樣的政權，恰恰是靠艾希曼這樣的既膚淺又平庸的“好人”來支撐、來維持的呢？於是她想到了“平庸的惡”這個詞。她說：“惡一向都是激進的，但從來不是極端的，它沒有深度，也沒有魔力，它可能毀滅整個世界，恰恰就因為它的平庸”。在她看來，艾希曼完全不像一個想像中的惡魔，一個沒有心肝的人。她望著站在玻璃盒子裡的艾希曼，覺得他最多只能算是一個“小醜”。
但正是“平庸的惡”這幾個字，讓諸如艾希曼這樣的人的這種惡，永遠記在了人們心裡，知道哪怕再殘暴的惡，也是由一些“平庸者”來實施的，因為這些人很膚淺，不思想，“沒有陳詞濫調他根本不會開口”。
再就是貪官出逃。據初步統計，貪官外逃之事有逐年增多之勢，這些人的“外逃”都有光明正大的理由，這就是“出國考察”。這些“出國考察者們”在洛杉磯、紐約、加利福尼亞等地購置豪宅，大把花錢，甚至因他們的“夢幻般的奢華生活”而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秩序。抽1500元人民幣一條的“南京”牌“九五至尊”香煙，戴售價10萬元人民幣名表“江詩丹頓”，而被內地網民稱作“最牛房產局長”的周久耕，他顯然也是在炫耀自己。那位在黨校研究生班考試時破口大罵的陝西省乾縣科技局局長：“啥考試，弄得跟真的一樣，我掏錢買文憑，你有啥資格管我？”網上將此人列為2008“敢講真話”第一人。
這些人的“惡”(如果也能稱之為惡的話)與“平庸的惡”不同，就是志得意滿，冠冕堂皇，讓人能想像出他們在現場的那種自豪，那種不可一世。
由此想到兩個問題，一是我們如何才能記錄下這些“惡”的特征；二是何謂康德所講過的“根本惡”。
顯然，僅僅說“潛規則”已經遠遠不夠了，它不但浮出了水面，而且是如此的招搖過市。
康德在《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一書中說過，當我們不是因為這些行為是惡，而是通過這些行為推論出行為者是以心中的“惡”為其行為准則時，或者說當我們發現，這些人是把“惡”作為行為動機納入自己的准則，因而在“准則”面前毫無愧怍，心安理得時，我們就把這種惡稱之為“根本惡”。
“根本惡”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把自愛原則當作遵循道德律令的條件；它不是一種自然性的或平庸的惡，而是出自“惡意”的惡，但這種“惡意”由於也在遵循准則，所以也就不以其為惡。
問題是：這種准則何時成了一種社會的普遍准則，以至於人們可以公然質問：“憑什麼弄得跟真的一樣？”
當我們有了“文化”這一概念後，傳統與生活方式就有了某種具體的形態；當我們有了“文明”這一概念後，社會的進步、發展，連同某種樂觀的歷史觀以及制度的演進就有了一個界定的標准。現在，我們不得不重新討論惡的問題；至少，應該使“惡”不再是一個政治標准，而是一個就如“平庸惡”或“根本惡”意義上的惡。有太多的概念依舊停留在抽像的層次上。除了在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認識中，經驗如何凝聚為詞語，詞語如何結晶為概念，我們在對這些概念的解釋中注入了怎樣的理念，從而再反過來影響或支配我們的價值選擇這一面，也許更重要的就是要設法找到一種途徑使傳統就有的善惡觀念具體化。
於是又涉及概念的定義、判斷、推論，涉及概念如何從普遍到特殊再到具體，涉及這是不是一個歷史的必然趨勢等方面的問題。黑格爾已經做出了示範，現在是我們如何才能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時代的時候了。
“這裡是羅托斯，就在這裡跳吧”。
另外一則是影評，是比较早的文字了：
故事的大致情節是這樣的：十九世紀中葉（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時期），在遠離法國本土的一個名叫“聖—皮埃爾”的小島上，兩個喝醉了酒的水手為了驗證一個很無聊的爭執而殺死了一位神父，其中一個名叫尼爾的被判處了死刑，按法律應該上斷頭台；但由於在島上沒有斷頭機和劊子手，尼爾就被臨時關押了起來。島上駐軍兼管理監獄的最高首領是一名上尉，他的妻子（人稱“拉夫人”）一直想不明白人為什麼會犯罪，也不相信“壞人”就會一直“壞”下去。夫妻兩個極為恩愛。在等待斷頭機的這段時間裡，“拉夫人”就讓她的丈夫把尼爾放出來替他們照料花園，接著，在大雪紛飛的日子裡，又讓尼爾給島上的人做更多的活，比如掃雪、補房、運東西等等，她也教尼爾識字。在這期間，尼爾與島上的一位寡婦瑪麗相愛，上尉讓他們成婚；尼爾也冒死挽救了島上唯一的一家咖啡館及這家咖啡館女老板的生命，於是島上的人都說尼爾是一個好人，幾乎每家都挨著要請尼爾吃飯，一切看起來都正在變好，盡管“拉夫人”不得不把自己對尼爾的感情壓在心底，盡管上尉也看出了這種感情的進展，而且島上也始終有著各種各樣的風言風語（最多的就出自總督及另外一些所謂上流社會的高雅之人），但這一切都維持在某種“限度”內，上尉維護著妻子的名譽，妻子也依舊深深愛著自己的丈夫，他們共同認為並相信尼爾是一個好人，大家似乎全都忘記了尼爾是一個死刑犯，而且正在等待被執行。
就在這個時候，運斷頭機的船來了，因故障被迫停泊在海中，需要有人去拉過來。當島上的人意識到斷頭機的到來就意味著尼爾的死時，都拒絕去拉這條船（而且也沒有人願意充當行刑者）。尼爾第一個站出來報名去拉船，而且，當“拉夫人”故意給他機會，要（幾乎是命令和請求）他去到英國躲避一下時，他又自覺回到了島上。
他必須掙些錢留給瑪麗母子，所以要報名拉船，而且白天晚上的拉，最後掙得４３法郎；他也不能逃跑，因為那會給別人帶來麻煩，比如上尉就不好交待。但這些原因全是外在的，也就是說是偶然的；如果說當初殺人與醉酒有關，而他之所以一時沒有被處死也與島上沒有斷頭機這些“偶然因素”有關的話，現在的一切，在事關自己的生死時，他的所有決定又全給人以必然的感覺，也就是說，是他作為一個“好人”就會自然而然作出的理性抉擇。
人世間最大的惡就是殺人與被殺，這也是這部電影對壞事好事的判斷標准。
但人為什麼會這樣而不那樣？
如果說“壞事”（殺人，比如尼爾殺神父）與某些偶然性因素有關；“壞事”沒有做成（同樣也是殺人，比如讓尼爾上斷頭台）也是由於偶然性的話，那麼使“壞事”（壞人）最終露出了“好事”（好人）的“本來面目”的，也同樣是一種必然性的力量，這力量就體現在“聖—皮埃爾的寡婦”們身上。那就是愛。愛（女人對男人的愛，具體到寡婦身上不過更明確了一些而已）使“偶然”作了“壞事”的男人“變好”；而男人們“偶然”的“壞事”（殺人），又可能給這個世界造成更多的寡婦。
當然，這個世界上也存在著把“壞事”做絕，使這個世界上一定會有更多寡婦出現的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那就是以總督為代表的、披著法律外衣的聖—皮埃爾島的地方當局。
電影的最後，就是尼爾在斷頭台上被斬首，上尉在免職後被槍決；於是聖—皮埃爾島上又增添了兩個新的寡婦，這就是尼爾新婚不久的妻子瑪麗和電影從頭到尾的主角“拉夫人”。
電影的拍攝極美，洶湧的大海與漫天紛飛的大雪形成鮮明的對比，就如我們在尼爾與上尉冷峻的外表下所能感受到的反差一樣；人物語言少而精粹，沒有任何多余的華麗與修飾。當總督要上尉派兵鎮壓島上民眾對處死尼爾的騷亂時，上尉只說了一句：“我拒絕對民眾使用武器”；而當上尉知道了自己將被處死時，也只說了這麼一句話：“當政權感受到威脅時，就會變得十分凶殘”。
願更多的人喜歡這部電影，也願表現在聖—皮埃爾的寡婦身上的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能成為一種與人性有關的理想，因為它以最淺顯易懂的道理告訴了我們，人性之好壞，不在法律的強制，而在一種本身就是一種美好的社會化力量（比如愛）的環境，因為也只有這種力量本身才能為“為什麼要這樣而不那樣”的動機提供理由。
最後需要說明的，就是我一向喜歡法國電影，而在這部影片中扮演上尉夫婦的，又是我十分喜愛的法國影星丹尼爾·奧特尤爾（Daniel Auteuil）和朱麗葉·比諾什（Juliette Binoche）。
【原 片 名】Veuve de Saint-Pierre, La
【外文別名】Widow of Saint-Pierre, The(2000) (International: English title)
【中 文 名】聖-皮埃爾的寡婦
【出品年代】2000
【首映日期】2000年04月19日(法國)
【MPAA級別】R 級
【國 家】法國/加拿大
【類 別】劇情
【導 演】帕特利斯·勒孔特 Patrice Leconte
【主 演】茱麗葉·比諾什 Juliette Binoche …. Pauline (Madame 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