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

和一位智者聊天。

“If Elon Musk’s DC-Baltimore Hyperloop comes true, it may restore so many people’s confidence in the U.S.” (“如果Elon Musk的Hyperloop可以在華盛頓和巴爾的摩之間成事的話,也許可以恢復很多人對美國的信心。”) 我說。

智者有點驚愕。“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Only losers don’t have confidence in the U.S.” (“唯有losers對美國沒有信心。”)

這已經半年前的事情了。當時有點醍醐灌頂的感覺,但現在又有疑惑了。一個人的信心的來源究竟還在?何以如此確信自己的信心確切無誤?

2018年是最令人困惑的一年,卻又是令人睜開眼睛面對這個世界的真相的一年。這已經是10月底了,距離2019年僅僅60多天了。多年後,我們是否還有記起這個荒謬甚至讓人有點崩潰的一段時光?

大約2010年前後,強國人開始看不起香港,開始教香港人如何經營資本主義。

然後,他們看不起台灣。開始教台灣人如果民主。

然後,他們看不起歐洲。開始教歐洲人如何維持現代文明。

現在,他們連美國也完全不放在眼裡了。開始教美國人如果創新。

強國,是一種病毒。

強國,是一種神經病。

強國,是一種瘟疫。

醒來吧,自由世界的人們。

去他的互聯網主權。

去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個邪惡政權而已。

如果100年之後,中共還存在而且繼續控制中國大陸,那才真正是全人類的共同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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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波千古

Max Ehrmann, Desiderata (1952):

In the noisy confusion of life keep peace with your soul.
With all its sham, drudgery, and broken dreams,
it is still a beautiful world.
Be cheerful.
Strive to be happy.

Liu Xiaobo has died. His dignified calls for freedom for China’s people made him a global giant of moral dissent

在煙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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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溫哥華 (四月二十三日)

這個冬天,在內地住了不到兩週,然後又到香港住了四天。之前的一篇《在煙霞裡》,是在平遙古城的一個清晨寫的。回來已經四個多月了,然而此行所見仍然是一個巨大的謎。很多問題困惑著我,而且毫無頭緒——此行是一場夢麼?人和人之間,本來可以有那麼多美好的談話,那麼簡單的關係的。我們本來可以輕而易舉地共同品味一首歌,談論一本書的。為什麼今天這一切都變得如此昂貴甚至完全不可能?

Tanya Gold在3月號的Harper’s有一篇“City of Gilt—Searching for the Town I used to Love.” 含著淚水讀完,恍然開竅。

倫敦在外鄉人眼裡美妙極了,對Tanya卻是一個巨大的無處不在的荒謬。幼時的Tanya住在一個five-bedroom house裡,現在作為一位絕非無名之輩的作家,她卻“live with rats on the stairs, and still I know I’m lucky.”

Tanya的文字有一種令人無法呼吸的絕望——“Housing is the story in London; it is what we talk about; for politics feels remote in the age of narcissism.”

環顧周遭,一切皆是“space”——我們這個年代最愚蠢的毫無意義的名詞之一。今日的倫敦毫不可愛,因為“it is not content to live on its own level, or in its own day; it flies upward and downward. It has become incoherent, an addict seeking space.”

每一個人都生活在陰影裡,在一場永無休止的蒙面舞會裡過著毫無趣味甚至可憎的生活。

生活的一切都被空心化(hollowed out)了。Tanya路過Conde Nast College of Fashion and Design, 一所她更加願意喚做“University of Stupid”的學校。在倫敦代表的這個無趣的世界裡,政治將被徹底瓦解——“politics will shrink from housing to sofas to cushions to thread.” 而大英博物館裡卡爾馬克思當年寫作資本論(Das Kapital)的地方,正在進行一場展覽。主題是什麼? “Space.”

Tanya的故鄉還有蹤跡可以憑弔,還有那麼幾個奇怪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意歷史。我的故鄉卻已經徹底面目全非了。所有的房子都被摧毀了,所有的人都搬家了,人和人之間物理距離越來越遠了。人人在說話,無人傾聽。正常的對話已經完全不可能,因為對於吾國吾鄉的人們來說,所有的問題都已經有答案了。為什麼每個人都可以板起臉來,給你重複那些令人絕望的答案。

莫言是文化人和非文化人心目中的文化人最嚮往的偶像。劉曉波?沒有聽過。沒有任何人質疑中共已經取得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成功。沒有任何人質疑中國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有沒有其他的可能?無人關心。

但是我的故鄉,我心中那些不足為人所道的美好呢?那些毫無禁忌的政治爭論呢?到底發生了什麼,讓這些都變成了虛無和不可能。

我可以接受一個地方,一個陳詞濫調(bullshit)從來都肆無忌憚且無處不在的地方。但問題在於:何以在過去,總有機會聽到令人新奇的談話。而今天,這些陳詞濫調已經成為每一個人深信不疑的信條。

H. L. Menken, 禮崩樂壞之際

短短一年前,Woodrow Wilson還是一個大體上被廣為尊敬的人。美國歷史上唯一的PhD總統,Johns Hopkins的PhD校友,Princeton的前校長。

談論Woodrow Wilson,這個命運悲慘的人,理應是絕對安全的,尤其是他已經“蓋棺論定”——Wilson逝於1924年,將近一百年了。

然後,今天,Woodrow Wilson已經成了板上釘釘的種族主義者,飯桌上談話的雷區,沒人敢細說。聰明的你,能告訴這是為什麼嗎?為什麼一個歷史人物會成為taboo,容不得任何學術討論?

當一個人不停地感慨時代變化太快的時候,是否自己變瘋的前兆?還是這個時代太過瘋狂?

John Stuart Mill,在On Liberty (論自由)第二章說:

[A]ges are no more infallible than individuals; every age having held many opinions which subsequent ages have deemed not only false but absurd; and it is as certain that many opinions, now general, will be rejected by future ages, as it is that many, once general, are rejected by the present.

比起個人來,時代更容易出錯——因為每個時代都有很多種看法,在隨後的時代不僅會被認為是錯誤的,簡直就是荒唐的;同樣,有很多如今被人普遍接受的看法,以後將會遭到拒斥;也有很多過去被人廣泛接受的看法,卻遭盡人拋棄。

所以,在宣布自己變瘋之前,我更願意相信這個世界變瘋了。

這個世界變瘋的跡象很多,不僅僅侷限在美國:10年前,我和國內的朋友們都用facebook, Gmail, Windows Live, 還有Google。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彷彿中國也是全球觸手可及的一部分。今天和國內的朋友們聯繫,被問到最多的是微信——即使你人在美國,所有的人都預設你是微信用戶。不用微信的人是可恥的。往國內發Email近乎已經無人回;打電話,無論固定電話還是手機,都被擱置一邊。多麼懷念那個時代(十年前),新年,除夕,中秋,還可以一個個翻電話本打電話問候。多麼懷念那個Windows Live Space的時代,飛越重洋,人人都用一個網絡抒發心思。那個時代,寫Blog有人讀有人評論的,水木清華還不像今天那麼荒謬——“來自清華的高知社區” (是我,還是這個時代太過瘋狂?)。

今天的facebook是一個除強國在外的全球網絡。強國究竟輸出了什麼價值觀?是微信朋友圈,還是 “帝吧出征”? 為什麼一切都變得令人無法直視?

回頭看美國。我是一個鐵桿的liberal——幾年前,我做了Political Compass測試,結果是liberal中的liberal。直至今日,facebook依然把我歸類為”very liberal”。 Liberal如我,也經常發現自己讀不下去New York Times, 看不下去DNC Conventional。

僅舉一例——紐約市的31種性別——有人能告訴我這個官方文件意義何在嗎?恐怖的是,這不是玩笑,而是法律。這個以自由為立國之本的國家,已經陷入了充滿newspeak,處處文字獄的肅殺言論環境。

我喜歡H. L. Menken。他批判一切,即使在他生活的時代,都是那麼地政治不正確,汝若不信,不妨讀一讀他對林肯總統著名的Gettysburg Address的評價:

But let us not forget that [Gettysburg Address] is oratory, not logic; beauty, not sense. Think of the argument in it! Put it into the cold words of everyday! The doctrine is simply this: that the Union soldiers who died at Gettysburg sacrificed their lives to the cause of self-determination —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ould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anything more untrue. The Union soldiers in that battle actually fought against self-determination; it was the Confederates who fought for the right of their people to govern themselves. What was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the battle of Gettysburg? What else tha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ld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s, i. e., of the people of the States? The Confederates went into battle an absolutely free people; they came out with their freedom subject to the supervision and vote of the rest of the country—and for nearly twenty years that vote was so effective that they enjoyed scarcely any freedom at all. Am I the first American to note the fundamental nonsensicality of the Gettysburg address? If so, I plead my aesthetic joy in it in amelioration of the sacrilege.

我讀完這段話的感受是:如果Menken活在今天說出這樣的話,他可能已經陷入一場巨大的爭議甚至永無翻身之日。

美國,你究竟怎麼了?那些理應被誓死捍衛的言論自由權利呢?

如果有一天H. L. Menken也被當作種族主義者,無人敢公開稱讚他,我不會驚訝——畢竟,連Tina Fey在2010年接受Mark Twain Award的時候都預料:”I hope that like Mark Twain, a hundred years from now, people will see my work and think, ‘wow, that is actually pretty racist’.”

那個時候,我會百分之一百地確信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已經徹底瘋狂了。

 香港,重慶,Trump

他從未去過香港,未讀過任何香港報章。他對香港的所有認識都來自網絡世代之前的中共官方媒體,以及網絡世代的“新浪博客”以及“微信”的朋友群:“唉,香港人又歧視內地遊客了。”

“香港的重要性大不如以前了。香港很失落啊。” 在這個美東城市的一個愚蠢,毫無品味,乏味至極,甚至感覺有點不太安全的角落,他坐在一個大陸人開的裝修廉價的港式點心餐廳裡的一角,大搖其頭。“香港再不和大陸接軌,就徹底沒落了。”

我能說什麼呢?他說的話似乎部分是事實。甚至可以說,在今天這個異常荒誕的世界上,聽起來幾乎完全是事實。任何反駁都注定是無力的。

而且,我又該如何反駁呢?12年過去了,從踏入香港的一剎那,我對香港的情意結就定格了。我曾經喜歡激烈地爭辯,但現在漸漸已經習慣默不作聲地聽對方說完那一套毫無新意的話,然後在心裡暗暗一笑。甚至,很多時候,我會“助桀为虐”,主動響應或者強化對方的觀點。是我尊重或者畏懼對方麼?不是的,因為反駁是更加可笑的。

如果,你國的人民對於一個事實上的獨立國都可以叫喊“留地不留人”。香港還有什麼意義呢?

三年前,我寫過“陳光誠的意義”:

撇開對陳光誠的個人評價不談,陳光誠的意義在於他像一面明鏡。

藉中國多年沉睡後的經濟起飛,今日中國已成為無人可以忽略的大國,而諸位大腹便便的中共領導人已經可以和文明國家元首平起平坐,甚至可以奢談打救他國經濟。一個例子是,即使對中國經濟最悲觀的聲音,也認為當前的現金困局是黨自己發動的且完全可控的拆彈之舉。換言之,中共文成武德.仁義英明,中興聖教,澤被蒼生,千秋萬載,一統江湖。

但陳光誠多年被非法囚禁的遭遇,甚至其在國內的父母時至今日仍遭受凌辱的經歷,鐵證如山,證明中共——無論如何掩飾——和一個流氓惡棍組織無異。

今時今日,香港的意義,和陳光誠的意義差不了太多。

今日的中國,繁榮昌盛無須贅言。香港,美國,歐洲,這些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世界,其衰落之快,也令人目瞪口呆。於是,一個板上釘釘的流氓惡棍政權,對一個偉大的文明進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搶劫和摧毀之後,居然三十年的功夫,把自己洗的乾乾淨淨。世界演化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

現在,問題已經不再是流氓洗白自己了,而是流氓覺得自己已經成為人人垂涎的道德典範,振臂一呼,藐視全世界——今天的你國,國富民強,萬國來朝,任何人有理由不喜歡麼?你國子民,在世界各地揮金似土,拯救諸國經濟,有任何人不感激涕零麼?

這就譬如一個村子裡面容貌最為醜陋之人,一朝整容,豔驚四座。環顧四周,得意洋洋,敢問有誰會不喜歡他麼?

你國的網絡是全世界最大的局域網不錯,但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互聯網企業,你國有四個,有任何人覺得有任何問題麼?Facebook又如何,還不是要讀習選,對極權的網絡真理部長俯首稱臣。

香港的有趣之處,就在於這樣一個城市,主流的民意不僅是不喜歡你國,而且是討厭你國。一個意氣奮發雄視全球的群體,一穿過羅湖橋,居然被視為二等公民,這種情節,即使在想像力最豐富的政治預言家也難以想像到——一切真的很超現實。

我需要說明,其實我並不覺得香港這種一邊倒討厭你國的姿態是理性的。我甚至不覺得這樣做是正確的——在一個真正的文明世界,政治正確,抱擁多樣性應該是主流。這一點上,香港真的非常讓人失望。

但是,不管今天的香港民意在政治上是如何錯誤,偏執,荒誕不經,你無法不正視這種民意的存在(existence)。

你國人民可以站在中環,面對洶湧車流人流,大叫一聲:”You stupid fools! How can you not like me?” 但無人理會。你國人民可以假裝這種局面不存在,或者只是“極少數”香港人態度如此,但毫無幫助。你可以把這種局面歸結到單方面或者雙方面,但是有什麼幫助呢?

彷彿一對情侶恩盡義絕,一方怨恨不已,但是又有什麼用麼——情已無,信盡失,枉費千言萬語。

今日香港的意義就在於是對你國的一些人是一個醒目的提醒:”You are disgusting!”

然後接著說重慶。薄書記倒台之日,頗有不少人悲憤不已。可是,王局長潛逃,是書記淪為階下囚的起點。請問:有人拿著槍逼著王局長叛國通敵麼?如果書記真的那麼英明神武,請問是誰在斷送自己的政治前程?

所以,重慶的意義在於它的存在給了那些毛左一聲斷喝:You are disgusting! 要不然他們還會繼續生活在自己的精神錯亂和幻想裡。

Trump呢?今日的美國左派可以憤怒地斥之為種族主義,但是何以他會成為民選的共和黨提名人呢?我不喜歡Trump, 但Trump現象的存在本身真的非常之不可思議。以為自己理性客觀包容一切的左派們,你們有想過自己有可能會非常digusting麼?你們真的可以那麼自圓其說麼?

這是一個所有關於政治的話語都喪失了意義的時代。我們唯有沉默。但香港,重慶,Trump的存在,證明了沉默不必等同於默認。

即使你討厭香港,討厭重慶,討厭Trump, 它們的存在,給了我們內心深處淡淡一笑的理由。

Charlie Munger:

If you see the world accurately, it’s bound to be humorous, because it’s ridiculous

 

何至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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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卡——2016年2月13日夜
聲嘶力竭的吵鬧,謾罵,生而為人的尊嚴頓然丟失了
何至於此

香港——旺角——2016年2月8日夜
石塊,火光,驚恐的人們
何至於此

德國——科隆——2016年新年前夜
性侵,大規模新聞封殺,令人絕望的沉默
何至於此

中國——深圳——2015年12月30日
銅鑼灣書店最後一個股東,以自己的方式,囚於此
何至於此

美國——普林斯頓——2015年11月18日
一個百多年前的校長,被控思想有罪
何至於此

法國——巴黎——2015年11月13日
舉世文藝青年朝聖地,滿是血
何至於此

我們曾經健忘過
但從未健忘如此之快如此徹底
除了沒心沒肺的活著,我們還能否坦然面對這個世界?
我們這個世界究竟怎麼了?
我們怎麼了?
何至於此!
何至於此!
何至於此!

文化之死

9780374123048

秘魯作家Mario Vargas Llosa (2010年諾獎得主)的書Notes on the Death of Culture (2015),是近年不多的令人無法釋卷且回味無窮的書。

這是一本痛快淋漓,直面無所不在的PC (political correctness) police的重磅炸彈。讓人大汗不止,且又心情舒暢。此等犀利文字,將吾等不吐不快的話通盤托出。

請珍惜每一本這樣的書——因為我們已經陷入了一個世界性的言論自由的黑暗時代。在專制社會,這種黑暗來自於執政集團的變本加厲而人民既無反抗之力且無掙扎之願。在傳統的自由世界,無所不在的PC police則壟斷了一切話語權並且公開侮辱普羅大眾的智商。

於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西洋鏡”,和東方幾乎並無二致。過去兩年裏,我記不清楚多少次我在讀New York Times的時候啞然失笑,進而想到George Orwell筆下的Newspeak:

WAR IS PEACE!
FREEDOM IS SLAVERY!
IGNORANCE IS STRENGTH!

那是一種難以描述的心痛的感覺——首先是覺得可笑,然後是悲傷,進而是憤怒。

但其實,Llosa的書也是這樣——第一遍讀感覺爽快,愈讀愈悲。

Llosa留意到,當今世界,無論民主還是專制社會,毫無例外,有才能和道德的年輕人,無不對政治掩鼻而過。青睞政治的人,幾乎全部是愚笨或者奸詐之徒。無錯,幾乎在每一個文化中都有政治是骯髒的遊戲的說法,但政治的急速全面陷於污泥之中,可以說最近幾十年的奇景。

如何解釋?Llosa認為,公眾的獵奇心理導致政客們的一舉一動被注視。如此一來,任何試圖對政客們的美化注定失敗——公眾們所看到的政客既無非凡的道德,也缺乏驚人的智慧。於是,只有智力平庸或者品行無恥的人們才敢於投身政治,並且加劇這樣一個惡性循環。

有意思的是,如果中共高層喜歡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 相信他們也會非常喜歡Llosa的如上論點。不過,Llosa並不是中共的同情者——他只是感慨世風日下,但毫主張無封殺大眾文化的意思。

這已經是2015年的年末了。這個blog的讀者知道,過往兩年內,我的思想經歷劇烈的動盪,幾乎失去所有的偶像,幾乎放棄了所有堅持的觀點。如果還有什麼沒變的話,那就是我心不死,我拒絕讓我反胃的東西,我不假裝喜歡自己討厭的政權——無論變強還是轉弱。此刻我唯一清楚的是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是如此混沌,期待著新的一年讓我看的清楚一點點。

至少,我向諸位推薦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