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不用微信

認識的同齡人當中,我可能是最後一個還在寫沒人看的blog的人。非常之尷尬。更令人尷尬的是,我可能是最後一個不用微信的人了。

連我昔日那些懼怕科技的前輩,都問我為什麼不用微信。

可是,我為什麼要用微信呢?我已經有了Facebook, Gmail, FaceTime, Skype, 加上讓我無處可逃的Google Voice…

時時事事表態,不停向外界發射“我還存在”的信號,並非我的心水。將近十年不用人人,不用新浪博客,不用微博,不用QQ,不用任何國產軟件的我,為甚麼要用微信呢?

你就那麼討厭微信麼?

說到討厭,魯迅在《二十四孝圖》一文中抒發的對妨礙白話者的討厭,簡直令人震驚:

“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 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該墮入地獄,也將決 不改悔,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

我的微信的討厭程度,遠遠不到這種程度,最多只是不喜歡罷了。

當我被第十幾次追問為甚麼不用微信的時候,我終於準備好了答案:不用微信,因為我不想變成一個遇到任何事情都問“如何看待”的人。

在中文互聯網上搜索“如何看待”,可以得到一個長長的清單:“如何看待中日關係?” “如何看待立人圖書館被迫關閉?” “如何看待互聯網金融?” “如何看待北京文藝座談會?” “如何看待香港佔中?” “如何看待雙十一?”我之所以對“如何看待”這一句式反感,因為它沒有主語。

這個沒有主語沒有邏輯的句式,是簡體中文世界的獨特的風景。這個句式,正是“朋友圈”的靈魂——每一個人都不屬於自己。每個人寧願轉發同樣的毫無靈魂毫無趣味的東西,或者忍受極度弱智但分貝很大的噪音,或者說一些自己完全不懂的無關緊要的話,也不願意說一句:enough is enough! 此等環境下,一個有任何獨立判斷的人都不願意發出自己的聲音。

我們的生活已經充斥了各種形式的暴政,為甚麼還要親手”打造”並乖乖聽命於一個毫無權威的語言暴君?

毫無疑問,以blog和論壇為主的互聯網充滿質量極低的文字垃圾。但那個互聯網好歹還有長篇大論的垃圾。今日的微信,連垃圾都沒有了,只剩下了噪音。

(蒙讀者email指正,以上不用微信的理由,純屬想象⋯⋯)

我選擇孤零零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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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裡的最後一朵玫瑰

倫敦奧運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可以用做試金石,考一考大中華地區那些自以為熟悉英美文化的知識人。比如,著名的香港才子陶傑居然認為開幕式裡面“少了莎士比亞”,真是天大的笑話。須知,莎士比亞是整個定位為超現實而怪誕(“surreal and eccentric“)的開幕式的靈感來源,而且這個開幕式安排演員Kenneth Branagh朗誦莎翁戲劇台詞。陶傑犯這樣的錯誤,說明他根本沒有看懂這個開幕式。

倫敦奧運落幕了,看着那熄滅的聖火,我想到的是那首愛爾蘭民歌The Last Rose of Summer(夏天裡的最後一朵玫瑰)。此歌版本眾多,但我最喜歡的是Celtic Women的演繹。

讀了那麼多書,見了那麼多朋友,心頭還在回味那些歡聲笑語,但這個美妙的夏天,真的要結束了。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Tis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Left blooming alone;
All her lovely companions
Are faded and gone;
No flower of her kindred,
No rosebud is nigh,
To reflect back her blushes,
Or give sigh for sigh.
I’ll not leave thee, thou lone one!
To pine on the stem;
Since the lovely are sleeping,
Go, sleep thou with them.
Thus kindly I scatter,
Thy leaves o’er the bed,
Where thy mates of the garden
Lie scentless and dead.
So soon may I follow,
When friendships decay,
And from Love’s shining circle
The gems drop away.
When true hearts lie withered,
And fond ones are flown,
Oh! who would inhabit
This bleak world alone?

9/25

因為去外州旅行,我的政經閱讀只好再停一期,9月25日補回來。

看來一週一期的想法確實不切實際。像New Yorker那樣,每年出47期也不錯。但是New Yorker的delivery也太慢了,我上週五才收到9/12的雜誌,呵呵。

再見,「廷龍政經文摘」

接到Google旗下的Blogger站方信件,「廷龍政經文摘」(http://ieemdai.blogspot.com) 因用戶舉報含未經授權內容,已被永久性刪除。

恢復「廷龍政經文摘」,看來是我能力范圍之外的事情。我甚至連一個備份也沒有。加上近來較忙,所以順便決定不再重建此文摘。但我會盡力增加更新此blog的頻率。

謝謝諸位諒解。

當笑成為罕有之物

 http://www.youtube.com/p/7F7809F30821D770
Shannon在blog里寫道,現下報多過報喜的。據說目前香港最流行的問候語是:“虧了多少?” 曹仁超忠告《信報》讀者:在熊市中告訴別人自己賺了錢,會失去大部分朋友。

金融危機肆虐之下,笑已經成為罕有之物。給自己一段時間,看看AFV,放松一下肌肉吧。

Talking about 丁学良:回忆在匹兹堡大学陪读的王小波

過往一個月里,感謝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一直死撐我。我欠你們太多太多。倘有任何事情我可以效力,請盡管吩咐。

讀到張展兄這篇半月前寫的文字,不勝唏噓。其實,我何嘗不是同樣的感受。敏杰暫別卡梅(Carnegie Mellon),給了我很大的震撼。5月4日,獲悉張展決定離開卡梅前往紐約攻讀法學院的時候,我則寫下了如下的文字(后因考慮此blog的公開性質而刪去),此刻依然是我的肺腑之言:

感謝上蒼,讓我們有一段機緣在卡梅成為朋友。

相處的時光是美妙的,盡管我們在很多問題上有大大小小的分歧。

概而言之,我們立場沒有本質不同,只是,至少從表面上看來,你是溫和派,我是激進派。謝謝你的包容,使我第一次認識到"君子和而不同"的可能性。

知道你的決定,很為你高興,也有點傷感。高興于你的出類拔萃,傲立同儕,終于實現了長久的愿望。傷感于接下來三五年,我在這片Herbert Simon終身相許的土地上,少了一份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興致和坦然。

不管如何,恭喜你,很為你開心。相信三十年后中國民主政治舞臺上,必定有你的身影。

我樂于見證這一切。

下次去紐約,我會一聲不響便去。因為我知道曼哈頓區的一棟公寓的地板上,有一個屬于我的睡袋。

Quote

丁学良:回忆在匹兹堡大学陪读的王小波

廷龙就要回国了。上个月敏杰走的时候,我正好也要出门旅行,离愁别绪被动身前的激动所掩盖。这一次,伤感之意却阵阵袭来,挥之不去。

总是要写点东西来记录这段友情的,但今晚,权借一段别人的文字来敷衍自己吧。廷龙很喜欢王小波的文字,我虽然读书甚少,小波毕竟是我的人大校友,我也因此一直想拜访一下小波的老师、匹兹堡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许倬云先生。五月初有天和廷龙提到这个想法后,他很高兴,于是,便由廷龙以他自己、敏杰和我三人的名义给许先生写了一份电子邮件,希望能够在小波的生日那天(5月13日)去许先生家中相叙。当时是5月9号下午六点三刻,25分钟后,七十八岁高龄的许先生回来邮件,说他正在台湾及大陆旅行,七月底方才回匹兹堡,并留了电话,让我们日后再联系。他们走后,以我一人之才疏学浅,也不好意思再去叨扰鸿学大儒。

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二月份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回忆在匹兹堡大学陪读的王小波”,我读过此文后颇多感触。丁教授是社会学家,很多同学知道他是因为他2005年10月26日说了一句“中国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这句话公允与否姑且不论。丁教授1984年到匹兹堡大学读书,85年转去哈佛,92年获社会学博士,此后回港从教,学问是有口皆碑的。

文章中提到找房子一节我看来尤其有趣。我推测他们当时可能住在South Oakload一带,那里离匹大和CMU都很近,而且房价便宜。一年前刚搬来匹兹堡时我在那边看过房子,觉得条件太差而没有住。丁教授特别提到他当时住的“326号”,在他之前那个小阁楼里住着谭盾,后来谭去了耶鲁,再后来拿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如丁教授所言,那间阁楼风水很好,我要跟匹大的朋友打听清楚所在,跑过去沾点仙气。

丁教授用幽默、淡然的语气回忆了他和王小波、李银河夫妇一年的友谊。我在匹兹堡也只是短短一年,却幸得良友如斯,心中的感恩不能用语言表达。丁教授所忆之事虽然发生在二十三年前,在我读来,却恍如昨日。

丁学良: 回忆在匹兹堡大学陪读的王小波

2008年2月15日


    听到王小波都逝世十周年了,我感到非常惊讶——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恐怖。对于一个死去的人,十年或许不是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十年的流逝真的很让人紧张。
    我记得1997年4月11日,他去世的当天,曾有记者打电话来采访我。当时,一方面我很悲伤,另一方面,也觉得并不反常。我首先的反应就是,他的早逝跟他无节制的抽烟可能有莫大关系。
   
    我和王小波的相识
   
    我跟王小波认识,说起来非常巧合。1984年8月29日,我离开北京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到匹兹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
    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小镇还有好几所大学,学生很多,租房的价位很高。幸好出国之前有人对我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社科院马列所有个同事叫李银河,正好也在匹兹堡,说她在那里已有一年了,可以让她帮我找房子。
    虽然同在一个研究所,但是我并不认识李银河,只是互相之间听说过名字。后来,李银河给我找了个小阁楼。我的小房子是326号,她住的是318号,彼此隔得很近。
    不久后,李银河请我去她家吃饭,一推开门,我就看到一个又高又黑的人。李银河介绍说:“这是我爱人,叫王小波。”吃饭的时候,王小波问我是几号来的,又问我是从哪里来,我说我是多少号从北京来的。他一听,立即问:“唉嘿,你是坐哪个航班?”我告诉他我搭乘的航班班次。——原来,我们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飞机去的美国。
    王小波很健谈,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有点阴阳怪气,像讲相声,语言的描述能力很强。吃饭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就是不停地抽烟。而李银河则很清瘦,看上去就像个女才子。她不太讲话,老是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出国之前,李银河的一个朋友曾跟我描述过她,让我一开始就觉得她是个才女,还以为她一定是言词飞扬的人,结果却发现她是一个言词很收敛的人。
    就是在异国他乡,我认识了王小波。
   
    用人尿腌鸭蛋
   
    在我呆在匹兹堡大学的那段时间里,由于是邻居,所以我们是早不见晚见。匹兹堡的房子一般只有两层,最上面就是最便宜的小阁楼。小阁楼里除了我,还住着上海去的小汤。在我们住之前,原先是一个学作曲的湖南人谭盾住在那里。他在匹兹堡呆了不到一年,就去了耶鲁大学。等到我后来去了哈佛,大家都传开了,说那个小阁楼的风水很好。
    有时我也把王小波夫妇请到我们住的楼上来,一来二往,大家都熟了。在这帮留学生中,王小波比我们大,他不允许我们喊他“小波”,于是我们就喊他“老波”、“王老波”。
    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喝喝啤酒,啃啃鸡腿——因为鸡腿很便宜,美国人不吃这种含胆固醇很高的食物。 【按:这个,我不觉得】
    除了啃鸡腿外,我们还吃鸡内脏。小汤在餐馆里打工,美国人不怎么吃鸡肝什么的, 【这个我同意】他每次下班就带回来,我们吃得很开心。后来带回来的太多了,我们还把它腌起来。
    美国人也不喜欢吃鸭蛋,因为很腥。我们住所旁边的公园里有很多野鸭,有时下了上百个蛋都没人要。我们捡回来,吃不完后,就想办法把它们腌起来。王小波是用盐水把鸭蛋泡起来,这样味道并不好。我灵机一动,想起我们安徽农村腌鸭蛋的经验:用牛拉的尿拌黄土来腌,吃起来会特别香。在匹兹堡这个钢铁之城,黄土不好找,牛尿就更不好找了。我后来又想了个办法——自己尿尿。这样腌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我们送给王小波去吃,他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破口大骂,以为我们是在耍弄他。我说我们自己也吃啊,他才稍稍息怒。
   
    王小波曾经抽过大烟
   
    从经济状况来讲,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我算是比较富裕的了。我去的时候,是拿的匹兹堡大学最高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不仅学费全免,而且每个月还有八百多美元的生活费,但是王小波就不同了,他是以陪读的身份来美国的。别人都是丈夫先出去,妻子去陪读,他是反过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拿这个找他寻开心,挖苦他,说他是“随军家属”。
    我曾问过王小波,为何烟瘾会那么大。他说当年下放云南,生活很苦,也很想家,更不知道以后自己有没有前途,所以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跟着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抽过不少大烟。他的烟瘾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的。他说现在一天抽两包,是因为美国的烟比较清淡,抽得不过瘾。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在写小说,有次去看他的时候,发现门窗都关得死死的,一开门,从门里透出来的烟味就把我呛得倒退三步。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总是骂骂咧咧的,骂美国佬。他外语非常不好,我当时也是非常之差,那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我在班上,因为语言不好,经常被美国的同学嘲弄,所以对于他的处境,我深有同感。另外,他去打工,帮人洗盘子,还没两天,就不干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了,他不吭声。后来李银河告诉了我实情:老板说他懒,他就把老板炒了。他那时刚从国内出去,对资本家很仇恨,适应不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我非常佩服李银河。那时她既要读博士,又要做助教,还要到餐馆打工。在美国读博士是非常累的,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从她那时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贤惠,而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后来,当我在美国《世界日报》上看到,他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时,才知道他在写小说。
   
    “哪个碰我哪个死”
   
    1985年,我离开匹兹堡大学,要转学去哈佛。对于我要放弃在匹兹堡高额的奖学金和便宜的生活,去往物价高昂的波士顿,王小波颇不以为然。他说,你除非是想留在美国,不然不需要拿一个好文凭。你回到中国,谁又管你是哈佛毕业的还是匹兹堡毕业的呢?他要我实惠一点,好好考虑清楚。
    我还是决定去哈佛。走的时候,李银河、王小波好好地请我吃了一顿,饭桌上还出现了牛肉,那比起鸡腿来可是要贵很多。我把在匹兹堡喝酒后留下的七八十个酒瓶子都留给了他们,以做纪念。我想,这些酒瓶子可能早被他们扔了。
    王小波是个讲义气的人,他坚持要送我去匹兹堡的汽车站。之前不久,他买了辆旧车,那是一辆老式的双排座福特,又长又大,而且有棱角,像个坦克。他的驾车技术很差,我不敢让他送。王小波说:“没事,老子这辆车,哪个敢碰我,哪个碰我哪个死。”他跟小汤一起送我,一路上慢悠悠地走了几十分钟,中间还熄了一次火。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回国后惟一一次通电话
   
    1993年,我出国十年后第一次回国到北京,我给王小波打电话。我对他喊:“喂,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请我再说一遍。我对着电话那头大喊了一声“老波!”他“哈”了一声,说:“听说你小子找到资本主义世界最有钱的教职了?!”
    我1992年从哈佛毕业,从美国回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书。在那时,香港科技大学的薪水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了。王小波要我请客,我答应了,但后来我回安徽老家去了,酒也没有喝成——那也是我从美国回来后惟一一次跟他通过电话。 

三江交汇匹兹堡(2008年6月19日摄于Duquesne Incline)